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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侦查期间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逯春燕、李旺城

【简介】“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从旧兼从轻 价值取向

一、基本案情
1999年3月4日15时许，犯罪嫌疑人耿某在驾车途中，因采取措施不当，与对面车相撞，造成对方人员一受重伤，一受轻伤，两车车损3万余元。事故鉴定耿某对此应负全部责任。案发后，耿某于1999年3月5日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但在案件移送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耿某外逃，致案件不能正常审理。后经公安工作，耿某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
二、分歧意见
在此案的处理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不构成犯罪。因为耿某犯罪是在1999年3月4日，按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重伤一人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数额3万元以上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据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此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对审理交通肇事案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按照新解释，本案交通肇事造成的后果就未达到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因此，耿某虽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但本着从轻原则，应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耿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按照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其所造成的后果，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之所以诉讼迟延是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所以，对于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耿某并不适用，仍应按从旧原则，以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笔者观点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耿某若不外逃，按其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大家并无异议。但因其于取保侯审期间外逃，其间新的司法解释提高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若依新的司法解释，耿某就未构成交通肇事罪。所以，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否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
笔者以为，“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这一原则是符合法理与实际需要的。
但对于本案耿某及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笔者以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有如下不妥：
1、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它要求罪与刑应相当，罪刑应相称、相均衡，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就本案而言，我们可以设想，若耿某不外逃，他必然已被起诉、审判，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若不仅不因耿某的外逃行为加重对其的处罚，反而因其外逃期间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而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难以体现刑法对他逃避侦查主观恶性的否定评价，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有悖于新刑法相关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1979年旧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97年新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通过对二法条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刑法对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行为始终持打击态度，只不过，新刑法对此方面的打击更为严厉，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由旧刑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提前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环节，因此，可以说，刑法对逃避侦查之行为从严打击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本案若因耿某逃避侦查行为而致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有违新刑法相关价值取向。
3、有悖于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刑事立法确立了一般公正。但由于法律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在适用于个别案件时，这种一般公正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个别公正，而待于能动地刑事司法活动有所作为。为此，英美法系设立了作为一个独立法律渊源的衡平法，来衡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僵硬性与现实生活的流动性，则主要通过司法裁量加以消弥。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通过良知与公正进行自由裁量。在此，我们不能否认，“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几大刑事司法原则之一的重要作用，它较广泛地体现了正义，保障了人权，具有概括性的指导意义。但这一原则适用于特殊案件、特殊情况时，例如耿某之案，我们可以设想，与耿某犯罪行为类似，但未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已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此时若对本案适用该原则，耿某将免于刑事责任，这种结果恐难体现“从旧兼从轻”原则应有的正义，也有悖于司法公正。此时，就需办案人员通过个案司法，纠正一般刑事司法原则在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偏差，以体现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的司法公正。
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本案犯罪嫌疑人耿某不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推而广之，对于采取强制措施后曾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在适用法律时也只应依“从旧”原则定罪，同时考虑其曾外逃的情节加以量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在此，笔者还建议，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本案情况，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加以细化，对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作出限制性规定，以使一般立法公正能顺利转化为个案公正，同时也解司法之困惑。

相关法条链接：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1987年8月12日 法（研）发[1987]21号）第一条规定：“重伤一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或者“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6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照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4、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5、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自2001年12月7日起施行）提出：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解释。


浅论侵权法上过错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影响

陈旭东 王增根


　　侵权法理论界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争论多在一般侵权行为领域展开。然而，争论最为激烈的三要件和四要件说，都是在无法否认过错与因果关系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各持己见。事实上，不独于一般侵权行为领域，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中，并非因果关系独领风骚，过错的考量亦难以断然排斥在外。因为，在侵权行为要件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法定免责事由，行为人仍然可以被免除责任，但这绝非仅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尚需结合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全面考察。文章正是基于过错对因果关系认定所具有的渗透性影响，考察因果关系认定中存在的过错因素。

　　一、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侵权行为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历程，已经呈现出从逐步抛弃所谓的传统理论——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到充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态势。因为，在必然因果关系说下，条件与损害之间的偶然的联系便不构成原因，因而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适当地开脱本应归责的行为人的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但是，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往往使行为人难以被适当地免除责任。笔者赞同应当兼采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优点，采用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按照过错责任的要求，有条件地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即，在行为人有过失的情况下，所有那些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事实范围，均可构成法律上的原因，而条件不构成原因。但在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时，条件亦可转化为法律上的原因。

　　推定过错情况下的因果关系。在损害并非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但是否完全由被告所致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为保护受害人利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常采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有关联就认定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需要推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往往也难以证明行为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此时，若行为人不能反证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即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可见，在无法证明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对行为人过错的推定与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实质上合二为一。只要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那么就认定行为或物件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之，只要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就可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

　　二、无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学者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另一类是，无过错责任仅是不考虑加害人过错而让加害人承担责任，受害人的过错仍应当考虑。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弱者的调整规则，使其受到的损害得到充分的救济。但这种法律上的偏惠，并不是以衡平或者补偿的形式出现，而是借助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则进行，与责任相连。这就使得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方面要回避对于过错的考察，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以过错为基础建构的侵权行为法体系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可谓矛盾重重。因而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很多时候亦实现了对过错的判断。如，在无过错责任领域，原本适用过错相抵来解决的问题被原因力比较所替代，这实际上是以无过错责任为名，行过错责任之实。可见，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非主张加害人无过错也要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主张加害人不得以证明无过错而免责，此时，亦无需再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只要是损害发生的条件，都可以作为引起损害的原因加以苛责。加害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而必须通过证明有法定免责事由才能免责。由是观之，表面上无过错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实则法律是以有无法定免责事由,确认加害人有无过错，在加害人无法定免责事由时,法律默示地推定加害人有过错。

　　三、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通说认为，第三人或受害人的过错将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因果关系中断是指侵权行为发生后，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发生了介入原因，使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原本存在的因果关系产生被阻隔的效果。例如不可抗力、第三人的故意行为等通常被认为可以使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规则，第三方过错的介入并非必然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一般而言，第三方的故意行为将导致原有因果关系的中断，对于第三方的过失行为，若对最后损害的发生该第三方有重大过失，则原有因果关系中断。同理，当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受害者主观上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原加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发生中断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