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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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安部 监察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安部 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
高检会[200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厅（局）、监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局、监察局：
为了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加大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的打击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有关规定，现就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提出如下意见：
一、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时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对未能及时移送并已作出行政处罚的涉嫌犯罪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于作出行政处罚十日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抄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并书面告知相关权利人。
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举报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并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三、人民检察院接到控告、举报或者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经审查或者调查后认为情况基本属实的，可以向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情况、要求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有关案件材料或者派员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配合。确属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而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移送的书面意见，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
四、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案件的相关证据。对易腐烂、变质、灭失等不宜或者不易保管的涉案物品，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固定证据；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物品，应当由有关部门或者机构依法检验、鉴定，并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附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及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五、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自受理之日起十日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公安机关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及相关权利人。
公安机关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案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及相关权利人。
六、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三日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办理交接手续；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七、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不立案通知书后的三日以内，可以向作出不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公安机关接到行政执法机关提请复议书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告知提请复议的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后的三日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八、人民检察院接到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的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说明。对公安机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督建议的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行政执法机关。
九、公安机关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十、行政执法机关对案情复杂、疑难，性质难以认定的案件，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咨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在七日以内回复意见。对有证据表明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可能逃匿或者销毁证据，需要公安机关参与、配合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可以派员介入。对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
十一、对重大、有影响的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十二、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等违纪、犯罪线索的，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及时向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依纪、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线索的行政执法机关。
十三、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案件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
十四、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实施监督，发现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有关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执法，阻挠案件移送和刑事追诉，构成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执法，阻挠案件移送和刑事追诉，构成违纪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其纪律责任。
十六、在查办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公安机关、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等机制，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十七、本意见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不包括公安机关、监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安部
监察部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下发《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的通知
京劳社医保发[2005]63号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各用人单位：
根据《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市政府第154号令）和《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医发[2005]62号）的有关规定，现将《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通知自2005年7月1日起执行。
附件：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生育保险 医疗费用 支付范围 标准 通知
抄送：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发改委，市计生委。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办公室 2005年5月25日
附件：
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
一、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
(一)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支付范围
生育保险执行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有关规定。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个人先部分负担的费用，生育保险全额纳入报销范围。
(二)生育的医疗费用支付范围
1、产前检查的医疗费用
2、分娩的医疗费用
(三)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支付范围
职工因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绝育及复通手术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
(一)按定额、限额支付的医疗费用标准
1、产前检查医疗费用按以下限额标准支付
妊娠1至12周末前的产前检查费：470元；
妊娠1至27周末前的产前检查费：750元；
妊娠至分娩前的产前检查费：1200元。
2、分娩的医疗费用按以下定额标准支付
（1）自然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1900元、二级医院1800元、一级医院1700元。
（2）人工干预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2100元、二级医院2000元、一级医院1900元。
人工干预分娩的方式包括：宫颈封闭、催产素静滴引产、手剥胎盘术、刮宫术、宫颈裂伤、阴道壁血肿切开术、会阴Ⅲ度及复杂裂伤缝合术、单胎产钳术、单胎臀位牵引术、胎头吸引术、内倒转术与外倒转术、毁胎手术分娩、晚期妊娠药物引产。
（3）剖宫产不伴其他手术的医疗费：三级医院3800元、二级医院3700元、一级医院3500元。
（4）剖宫产伴其他手术的医疗费：三级医院4000元、二级医院3900元、一级医院3600元。
（5）以上分娩方式每增加一胎，费用在该分娩支付标准基础上加收10%。
3、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费用支付标准
门诊发生的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按以下限额标准支付：
（1）门诊人工流产手术：三级医院270元、二级医院260元、一级医院250元。
（2）门诊药物流产：三级医院360元、二级医院350元、一级医院340元。
（3）门诊输卵管药物粘堵术：三级医院1420元、二级医院1410元、一级医院1400元。
（4）门诊输精管结扎术：三级医院1440元、二级医院1430元、一级医院1420元。
（5）门诊输精管药物粘堵术：三级医院1390元、二级医院1390元、一级医院1380元。
（6）门诊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三级医院510元、二级医院500元、一级医院500元。
（7）门诊宫内节育器取出术：三级医院360元、二级医院360元、一级医院350元。
住院发生的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按以下定额标准支付：
（1）住院人工流产手术：三级医院970元、二级医院950元、一级医院920元。
（2）符合计划生育规定因母婴原因需中止妊娠的中期引产术：
三级医院2400元、二级医院2300元、一级医院2100元。
（3）住院输卵管结扎术：三级医院1700元、二级医院1600元、一级医院1500元。
参保人员在门诊或住院进行人工流产术的同时取出（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可加收其手术费的30%。如属于放置宫内节育器的还可加收节育器费149元；剖宫产术后1年内再次妊娠、子宫下段妊娠、瘢痕子宫妊娠、哺乳期妊娠、早孕合并生殖器畸形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属于高危人工流产，高危人工流产在人工流产手术支付标准基础上加收手术费的30%。
(二)按项目支付的范围
1、有以下情况的，分娩当次的医疗费用按项目付费
（1）重度贫血（血红蛋白HGB小于6g/dl）；
（2）重度血小板减少（血小板计数小于5万/mm3）；
（3）产科出血（出血大于1000ml）；
（4）心脏疾病伴心功能不全；
（5）高血压疾病伴先兆子痫、子痫；
（6）糖尿病需用胰岛素治疗；
（7）急性脂肪肝；
（8）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低。
2、有以下情况的，计划生育手术的住院医疗费按项目付费
（1）输卵管、输精管复通手术的医疗费；
（2）宫内节育器取出伴有嵌顿、断裂、变形、异位或绝经期1年以上者。
浅论抢夺罪存在之必要性
叶阳
我国刑法第267条对抢夺罪做了规定，其罪状描述较为简单。通说认为，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公然夺取"从行为方式上来看，属于对物而非对人使用暴力。这样看来，抢夺罪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而单独作出规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认为，抢夺罪的存在不但模糊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而且人为的制造了刑法分则适用上的不必要的漏洞，极不利于实现刑法的根本目的即保护法益和人权。笔者认为，其实所谓的抢夺罪行为，完全可以依照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分别归入抢劫和盗窃的范畴之中。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乙经长期观察于某日上班时间入户行窃，却发现主人甲因故并未出门，乙未实施暴力胁迫，但甲却基于某种理由而未加阻拦，任由乙将财物搬走，此时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乙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无罪，第二种认为构成抢夺罪，第三种认为构成盗窃罪。
显然乙的行为是不能将其归入抢劫与敲诈勒索，诈骗以及侵占等其他侵犯财产性的犯罪当中。其行为与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着实质的差异。那么假如认定为抢夺，那么抢夺的客观方面趁人不备公然夺取指的是行为人在被害人当场可以得知财物被抢的情况下实施抢夺行为，而被害人虽发觉但未来得及反抗。而在本案中，乙的行为却是在被害人发觉并来的及反抗但未反抗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够定抢夺罪。同时，如果认为盗窃的概念等同于秘密窃取的话，那么盗窃罪也是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对乙的行为不加以处罚显然违背了刑法的正义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漏洞。那么如何才能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漏洞加以填补呢？
答案只能是通过解释。笔者以为,只有对盗窃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通常认为盗窃只能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然而刑法264对盗窃罪的描述中并未对“秘密性”进行说明。这便给了我们合理解释的空间。这里的盗窃应该进行扩大解释，即认为盗窃不应局限于秘密窃取而指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他人占有的方式。人们对盗窃手段理解为秘密窃取，在过去的财产极其存在状态较为简单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在财产关系与财产存在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复杂的时代，这样的理解已经不再具有社会适应性。因此，将其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非暴力的取财方式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光出现在这里，例如关于容留卖淫罪，卖淫行为的主体一贯被认为是女性，然而并不妨碍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出同样包括男性卖淫的解释。可能有人会有疑议，既然可以对盗窃解释为什么不能对抢夺作出解释使得上述案例同样符合抢夺的犯罪构成呢？只要通过体系解释，结合在抢劫罪对公然夺取的涵义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在抢劫中公然夺取和含义显然不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假如被害人不愿意反抗而自愿交出财物，怎么会导致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而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呢？既然如此，抢夺中的公然夺取也不应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其与抢劫的区别只在于暴力威胁而已，而对于公然夺取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必然造成断章取义，导致刑法整体的不协调。而通过比较解释，我们也可以发现，德日等国刑法中对盗窃的解释也早已突破了秘密窃取的范围，而是认为盗窃属于不依赖暴力，胁迫，违反占有者的意志，侵害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应该说，对盗窃做出上述扩大解释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认同第一种观点即认为无罪者，可能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既然我国刑法并为明确做出上述解释，就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差别。在事实问题不清楚时，应当适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原则。而对于法律问题，在难以确定使适用的情形时，应该做的不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利益而认定为无罪，而是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解决适用的问题。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和人权而非单纯的被告人的利益。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否则会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导致刑法侵害了人权。
既然将盗窃的概念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取财”的方式，少了“秘密窃取”这一明显的差别，那么从客观行为方式上看，抢夺与盗窃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这时，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对物的暴力”便似乎成为了抢夺和盗窃之间较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笔者看来，“对物的暴力”这一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什么叫做“暴力”？对于刑法分者中关于暴力性质的一切犯罪，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其暴力无一例外的是针对被害人而非针对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暴力危及的是人身安全，之所以对暴力犯罪科处较重的刑罚也正是由于其对人身安全的侵害及威胁。对物的“暴力”并不在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范畴之内。再者，对物的所谓“暴力”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例如在盗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方式破门而入，那么能否认为盗窃也是属于一种对物暴力的犯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对物的“暴力”只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单纯描述，而不能用来划分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如果硬要拿它来作为与和平方式进行区分的标准，笔者以为，“对物暴力”的提法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暴力作用于物之上，通过物而对其占有的人产生作用（现实中的趁人不备抢夺的行为也大多如此）。这样的表述结果还是等于认同了抢夺也是一种对人的暴力犯罪，只不过施暴方式比较特殊而已，这显然与抢夺的构成要件不符。同时，在普通抢夺行为中，造成了被害人的身体伤害，完全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所导致，这样的暴力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只能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综上所述，“对物的暴力”的提法只宜用于通俗的区分抢劫与抢夺，而用以表述抢夺的客观行为方式则是不够严谨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其实抢夺的行为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明显特征，其行为方式与盗窃在使用非暴力，违反财物占有者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这一表现形式范围内具有重合性，而在其他的构成要件上两罪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把抢夺罪与盗窃以一个罪名加以规定处罚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是否会违背罪刑想适应的原则呢？从我国刑法分则对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上来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立法者看来，抢夺也盗劫行为不论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将其作为一罪处罚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谁归入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抢夺罪明显不能包括秘密窃取的手段，因此盗窃的外延要广于抢夺，故宜将抢夺并入盗窃而不是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抢夺行为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由于行为表面的特征而简单的将其认定为和平而非暴力的普通抢夺行为。而是应该通过其外在行为方式找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罪名。例如飞车抢夺，就属于这类的行为。飞车抢夺的行为方式通过字面就可以看出，在此不赘。笔者以为，飞车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与普通抢夺无异都属于趁人不备公然夺取，但由于其“飞车”行为方式的本身危险性而导致在实践中经常致使被害人受到人身伤害（例如驾驶摩托车于高速行驶过程中夺取他人财物）。如果将其认定为抢夺，就表明伤害后果是过失造成的，如果伤害后果是故意造成的，则应认定为抢劫。对于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如何认定？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过失，理由在于伤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行为人故意追求的结果，行为人的目的只是通过趁人不备夺取而不是通过暴力斜坡来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因而不具有故意性。笔者以为这样简单的看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主观态度的认定应该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来看，对于飞车抢夺的极其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应该是有所认识的，至少是认识到危害可能发生。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确不能一概认为持希望发生的心理，但认为持放任的态度显然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行为人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且是持放任的态度。故应至少认定为间接故意。而在普通抢夺中，由于行为方式一般不具有危险性，故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人身伤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看显然是无法预知的，应认定为过失。综上所述，飞车抢夺属于以暴力的方式来夺取财物，其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财产占有权而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权利在内，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宜认定为抢劫罪。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很多西方国家在立法中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劫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仅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夺罪的从重处罚情形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而2005年6月8日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十一条第三款作出了新的规定：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认定为抢劫）。《意见》在部分程度上赞同了笔者的观点，但这里的“明知……会……”的表述还存在问题，前文已分析，即使是构成直接故意，在认识方面也只要求行为人明知但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可能发生就够了（对于直接故意，如果认识到的是可能发生，在意志因素方面则要求要求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如果认识到的是必然发生，则意志因素方面可以是追求也可以是放任），而并不要求明知必然发生。因此，这里的“明知……会”缩小了故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条款属于法律拟制，即将本来不属于抢劫的行为拟制为抢劫来定罪处罚。关于第2款，笔者以为其只是描述了抢夺的预备行为，而根据法律拟制的特点，只要携带了凶器抢夺，不论最终的行为是否使用了暴力及胁迫一律认定为抢劫，而不需要同时符合抢劫的构成要件。而如果行为人最终使用了暴力那显然就已经构成抢劫，而跟本不需要法律拟制。因此，第2款的拟制针对的是携带凶器但在抢夺过程中并未使用的普通抢夺行为。那么这样的拟制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呢？通说认为，法律拟制存在的理由在于两个方面：形式上避免重复，实质上在于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而在这个拟制中，携带凶器的抢夺也只是普通抢夺行为而已侵犯的只是财产权，不能因为其携带凶器而认为其同时侵犯了人身权和财产权。故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大相径庭，危害性更是有本质的区别，作出这样的拟制是不合理的。虽然笔者并不排除行为人携带凶器很有可能实施的是抢劫的预备，但最终的行为却是抢夺行为的可能。这里就存在一个犯意转化，犯意转化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行行为中的犯意转化，另一种是预备到实行的犯意转化。携带凶器抢夺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无论预备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如何，原则上都应该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主观的恶性需要客观行为来体现，而如果在行为方式上未体现出来是无法进行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是在携带凶器的过程中，原则上可以认为是抢劫的预备犯，因为我们由理由认定其存在抢劫的故意而实施了预备行为。但在这里的拟制下，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不可能处于其他的停止形态，故只能认定为抢夺。同时，只要行为人夺取了财物，不区分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的方式而一概将其认定为抢劫罪既遂显然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了原则。可以设想，在盗窃预备和实行为中也可能存在转化为抢劫的可能性，那如果携带凶器盗窃，是否也应拟制为抢劫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抢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应该严格按照犯意转化的原理，按照客观行为方式来处理。因此，267条第2款是没有必要而且不应该存在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抢夺与盗窃的比较以及对两个特殊问题的分析，笔者已合理地将抢夺行为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归入抢劫与盗窃的范畴之中。本文观点在于，取消抢夺罪，不但能够很好的填补刑法的漏洞，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刑法的体系性，使得刑法整体更加协调。而在国外，这样的立法例也并不少见，德日刑法中均未单独规定抢夺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抢夺也只是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盗窃行为而存在。当然，其理由可能与笔者所持相去甚远。例如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抢夺的瞬间，实际上是秘密的，所以可以认定为秘密窃取。”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肯定了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却又将抢夺解释成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抢夺罪的立与废，由于对其行为方式认定的不同理解，而变得极具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