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思考
何谓改革？就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而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就是要通过改革，构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民事审判制度。作为我国各级法院在民事审方式改革中，主要经历了从形式上的改革，即程序意义上的改革，到实质上的改革，即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原有以职权主义为主的审判制度，过度到了今天以当事人为主的审判制度。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和审判效率的提高。而要完善和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目前还存在些什么问题，今后的改革方向怎样，笔者将就这些问题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法官素质是根本。
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者是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法官综合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审判方式的进程。而从目前状况来看，尚有部份法官其素质还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使现有的一些好的审判制度不能充分运用，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无从谈起。所以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作为法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作为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的法官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法官应有严格法纪和良好的品行修养。（二）、法官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实现社会正义。（三）、法官应当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四）、法官应当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不仅能熟练掌握法律条文，而且具有较深的法学理论基础。（五）、法官应当具备一些现代科技知识，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素养。（六）、法官应当具备研究和积极探索法律问题，且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七）、法官应当具备和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能力，并运用新的审判方式进行审判。
二、审判程序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形式。
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就是：在现有司法体制下，建立一种高效的审判运作机制。而这种运作机制，其实质主要从程序入手。因为审判方式在内容上，会涉及到法官个体的审判技巧和艺术，而这些个性内容是很难成为法官共同的审判方式的。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便首先放在程序上的改革。而在程序上的改革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简易案件直接开庭提高了审判效率。
“直接开庭”，又称为：“一步到庭”其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指法官不调查，按所确定的开庭时间，直接进行庭审的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对占民事纠纷案件80%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作了大胆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除下落不明的公告案件；涉外案件；集团诉讼案件；重审、再审案件；案情疑难复杂案件等几种类型案件外，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及时开庭。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时即确定开庭时间，如当事人双方能及时通知到庭的，也可以在当天立案当天开庭。3、告知双方当事人有答辩的权利，也可以书面和口头在法庭上答辩。如开庭后，确需要答辩的可以延期审理。4、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至开庭前。
直接开庭的实践，提高了审判效率。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15日答辩期限，不应适用于简易程序，但现行法律未作规定。2、在送达上，电话记录，短信息通知当事人应有法律约束力。3、简易案件的划分应采用普通程序案件排除的方法来划分。4、简易程序审理的规范运作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二）、庭前证据交换提高了庭审效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在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情形在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提高庭审的效率。（1）、当事人多的案件，如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由于涉案当事人多，其当事人的身份，等基本情况应当在交换证据时，就予以核实。这样可避免在开庭时，因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占用了庭审的时间。（2）、已经有了鉴定报告，需要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报告，进行交换。通过当事人双方对鉴定报告的质证，双方无异见，其鉴定报告，可直接作为案件的证据。而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而又有较为充足的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应当准予当事人重新鉴定。如果当事人仅对鉴定报告中，一些瑕疵提出质疑，而可在庭审中，通过鉴定人的质询和其他补救措施解决的，可在庭审中有针对性的解决。这种情形，可不再重新鉴定。（3）、进行庭前证据的交换，可以使证据多的案件，通过证据的交换，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对无争议的书记员记入笔录，这样既可以锁定证据，又可以使这些证据不在以后的庭审中再行举证、质证，这样为庭审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庭审的效率。（4）、通过庭前证据的交换，对于一些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使法官尽早理清法律关系，为以后法官对庭审的设计奠定基础。同时也是法官预先发现主体是否得当，是否有错列、漏列当事人等程序上问题的好时机。
庭前证据交换应当是庭审的准备阶级，而不是庭审。所以可以由书记员或者助理法官进行。
（三）、庭审的层次和重点问题。
案件的庭审应当遵循一定的层次进行，这样才能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了条理和层次，庭审更加有序，对庭审功能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对案件庭审进行层次划分有没有规律呢？应当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般应当审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婚姻的基本情况。二、夫妻发生矛盾的情况。三、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情况。这三个方面问题就是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一般应当审理清楚的案件事实。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庭审的层次有其共同的层次结构。二是在审理过程中，对每一法律事实的审理应当遵循，时间的先后次序和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先后次序进行审理。三是庭审是从单一证据，到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组证据，证明某一事实。到若干组证据证明整过案件事实的过程。但是庭审仅仅依靠案件审理的层次结构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层次仅仅反映了案件庭审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具体案件有其自身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正是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法官庭审时既要重视庭审的层次，又应当找出双方矛盾的交点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庭审功能，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争执的交点问题，往往不只一个，而有几个。因此，法官在归纳交点时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确系当事人争执的主要问题；二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三是所归纳的交点应有一定概括性，给法官和当事人在审理时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四是正确处理好交点与案件整体事实的关系。有时交点问题与该案的案件事实层次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如何办？这就要看双方对交点以外的案件事实有无争议，有无案件证据加以证明。如有证据证明，双方无争议，法官可直接确认，无需庭审。但是如有争议就必须进行审理，否则连案件基本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如何裁判。因此，在强调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官职权主义为辅的庭审制度的今天，法官对一些需要查明的事实，仍应当主动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才能达到庭审的目的。在庭审中还应当注意发现各个交点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交点问题，因为它是纠纷发生的主要症结。庭审的重点就是要放在最重要的交点上去审理，把主要交点审清，才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纷争更明确，使案件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
庭审层次和重点体现了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待更新司法观念。即庭审过程是对证据进行审理，通过采信的证据得出案件事实，该事实不等同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民事案件审判的目的应当是解决矛盾，而并不是去发现矛盾。通过审判最终调整当事人之间利益平衡，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
三、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将证据规则引入庭审。
民事案件的庭审，就是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官采信证据，通过采信证据反映案件法律事实的过程。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如何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庭审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庭审中证据的运用，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运用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证据时限制度。证据时限制度的设立，无疑为提高审判效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都是规定当事人举证的时效制度的。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举证期限。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延期举证和书面答辩请求，人民法院便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庭审理，甚至于不要举证期和答辩，均可开庭。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的举证必须在举证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些规定具有强制性，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一定要严格掌握，不要随意延长举证期限。在规则中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延长举证期限是由当事人提出，且应当符合因客观原因导致举证确有困难，而非是当事意志之内原因。对此法院应当对申请严格审查，然后确定是否准许。严格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保障了庭审的及时、顺利进行，是提高审判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2、证明责任的分配。庭审的活动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当事人对证明对象，按照证明责任的分配，运用其自身所掌握的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责任是举证的灵魂，因为当事人的举证过程完全是沿着证明责任的分配来进行的。从古代罗马法明确提出举证责任的原则：“谁主张，谁证明。”到当今西方的自由心证制度，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使证明责任进一步明确下来。根据该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来源于德国的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由于罗森贝克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对于一些特殊的侵权损害的事实要件举证，会使处于弱者的当事人的权利难于保护，因此，对于一些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在现代许多国家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便弥补了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同样对于一般证明责任以外作了一些例外性的规定。这就是该规则第四条所涉及的八种特殊侵权和第六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的部份案件的举证责任实行了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庭审中，本作一般证明对象由谁主张谁举证，提出反驳的就反驳主张举证，有举证责任倒置的按证明责任的特殊规定进行。这样法官仅是居中，引导当事人双方进行动态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其举证、质证的过程，其时限限定在庭审过程中或者举证时限内进行。
3、应当严格证人出庭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由于未规定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因此，大多数证人并未到庭作证。这就使当事人所取书面的证人证言，因无证人到庭接受质询，使证言难辨其真伪，严重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八条对证人作证作了些原则性的规定，这有利于规范证人作证。该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因难不能出庭”的几种情形，除了这几种情形外，证人均应当出庭作证，否则其书面证言不予在庭上质证。证人出庭作证一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证人作证前的隔离。（2）、审查核实证人身份及其告知证人作证义务。（3）、证人的宣誓和保证制度。（4）、对证人发问的程序。（5）、证人作证笔录的制作。由于目前证人出庭少，究其原因应归结为证人保护制度和惩诫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对证人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有所规定，但基本上是事后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应当扩展到事前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1）、证人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指较大利益争议和矛盾冲突较大的案件。（2）、对证人危险的安全保护制度。（3）、对证人作证的妨碍排除制度。（4）、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人预交证人出庭的经费。证人经济补偿一般包括：工资或者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如果难于核定，也可按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的标准给付误工补偿。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的具体承担方式可按照以下情形来承担：当事人所申请人证言被法院全部采信的其证人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如部分被采信的，由当事人分担；如未被采信的由申请当事人承担。（5）、对证人的惩罚制度。作为证人出庭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规定，而且是明确了是公民的一项义务。既然是一种义务，就应当是强行性规范，那么公民拒不出庭作证就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只可惜对于证人拒绝作证没有相应法律进行制裁。正因为长期一来缺乏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制裁性法律规定，导致了证人拒绝出庭时对庭审造成了很大的妨碍，影响了司法公正。对法律规定可以以书面形式作证的以外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与训诫、拘传、罚款、拘留、赔偿损失的处罚。
4、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技术和科技领域的专业性很强，而涉及到科技问题的案件将会越来越普遍。而作为当事人和法官对科技问题不可能知道很多，这就为案件所涉及到的许多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的认识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形成了鉴定人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鉴定人和技术证人对于庭审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引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鉴定人出庭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只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可以书面意见代替。这里的特殊情况，应当是非鉴定人主观的，是客观条件制约，且无法克服的，否则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由于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作为当事人往往很难理解，鉴定人出庭一是给当事人解答疑难问题。二是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样通过质询消除了当事人的疑点，同时以使当事人从中发现问题，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鉴定人出庭是否必须应当由当事人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双方都认为鉴定人无需出庭当然可以不出庭，但只要有当事人提出鉴定人出庭，那么就应当在开庭3日前通知鉴定人出庭，以便鉴定人能按时出庭。
技术证人的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至2名具有专门知识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项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这里的专门人员就是技术证人，但其费用由申请的当事人承担，有两点质疑：一是技术正人的费用，由申请当事人承担可能会导致技术证人作证时的倾向性。二是既然技术证人出庭是为了事实更清楚，维护公平正义，那么费用应当按责任和合理分担。
5、庭审中证据的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理性认识。
在庭审中，法官对证据的认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可锁定证据，二是起到阻绝当事人对证据继续争执。三是推进案件的庭审进程。在庭审中，法官如何认证，首先认证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即是证据的形式合法、证据来源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单一证据不予以认定，也是认证的法律规定。其次是对证据的客观性认证，证据的客观性，就是证据是否对案件的客观事实的反应。往往对单一证据认定其客观性，有一定的困难，可结合多个证据予以认定。再次是对关联性的认证，所谓关联性，就是指其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有关联与予以确人，无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证。在庭审中，对单独的证据，法官很难判断其真实性。因此对单独的证据法官可仅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而对客观真实性可与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认定。由于在对席审理中，证据已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为法官认证打下了基础。但是如在一些缺席审理的案件中，对于出庭的当事人所举证据，因未经对方当事的质证，因此，法官有必要对一些案件事实进行询问。对于一些存在有矛盾或疑点的证据应当进行主动审查，甑别其真伪。对于当事人所作证据中，法官如发现有虚假证据，当事人经质证、辩论后，又缺乏否定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主动询问。在询问时注意运用一些技巧。如要求当事人陈述获取证据的细节，从当事人陈述中发现有无矛盾。在询问时可打破事实的时间顺序询问。也可询问当事人与证据看似无关的事实，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印证证明其证据的虚假性。作为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既要注重对单一证据的认定，又要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是在当事人举证完毕后，对合法有效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的认定。由于证据仅仅是证明某一法律行为和事件，要使其形成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的过程的案件事实。还需要法官通过分析、推理、判断确认合法证据所建立的法律事实。
四、客观公正的当庭裁判是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立法滞后成为了必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法官虽然不能造法，但是诉讼到法院的案件，法官总得根据法律事实作出判决。这就使得部份案件在处理上，可能会因欠缺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给法官的裁判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法官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支持下，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司法公正。但自由裁量权，又不能滥用。对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法官应当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应当有合法的证据支撑，二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三是具有其合理性，且维护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提高当庭裁判率，故然有庭审的组织，法官庭审的技巧和处理艺术，但是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处理方式，不能不说也是提高当庭裁判率的关健问题。对庭审后的处理结果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一）、及时当庭解决程序上的问题。程序是实体公正的保证，在庭审中首先应对案件的管辖、是否有诉讼前置程序、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进行审理，一经发现案件存在上述程序问题，应当当庭裁定驳回起诉，使案件及时审结。（二）、时效问题。因为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有起诉讼权，但却丧失了胜诉讼权，而其实体权利并未丧失。因此，当事人一但提出诉讼时效，应当首先引导当事人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如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较为充分，应当告知原告撤诉，否则当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适时调解。民事案件的调解有其重要性，一是可缓解当事之间的矛盾，使当事人以后能更加和睦相处。二是可以更好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三是有利于处理结果的实现。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是简易程序，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可以及时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如当事人均同意调解，可直接进行调解，不再进行下面的辩论和其它诉讼程序，使案件能及时得到处理。（四）、当庭判决。在古代因为县令集行政司法权为一身，所以当县令是难免不审案子的。而在民间，评价一个县令水平的高低有三种：一种是当庭断案为上品，二种是问问幕后的师爷再断案的是中品，三种是退堂后，问师爷、幕僚后再断案的是下品。从古代衡量断案的县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法官们当庭裁判的重要。而真正要做到当庭裁判，并非易事，法官至少应当具备本文所提到的法官素质、驾驭庭审的能力、对证据的采信及其案事实的认定、法律的正确适用等方面的能力，才能提高当庭裁判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左杰鸿 兰平
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中文）
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中文）
目 录
前言
一、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三、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确保司法裁判标准统一
四、打牢审判基层基础，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
结束语
前 言
2012年，人民法院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各项工作，知识产权审判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的大事件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以《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情况的报告》为题，作了2008年以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司法政策性文件《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首届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班在广州举办，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研讨班上第一次对“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作出全面阐述；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等。
一、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2012年，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覆盖所有的知识产权法律领域，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刑事审判的职能得到全面发挥。与上年相比，知识产权各类案件增幅均较大，尤其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成倍增长。2012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7419件，比上年增长45.99%；共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2928件，比上年增长20.35%；共新收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13104件，比上年增长129.61%。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凸显。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切实发挥民事审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主渠道作用。2012年，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工作中，围绕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加强专利权保护；围绕培育品牌竞争优势，加强商标权保护；围绕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加强著作权保护；围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加强竞争保护。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7419件，审结83850件，分别比上年增长45.99%和44.07%。其中，新收著作权案件53848件，比上年增长53.04%；商标案件19815件，比上年增长52.53%；专利案件9680件，比上年增长23.80%；技术合同案件746件，比上年增长33.93%；不正当竞争案件1123件（其中垄断民事一审案件55件），比上年下降1.23%；其他知识产权案件2207件，比上年增长0.64%。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429件，比上年增长8.18%；审结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13件，比上年下降3.46%。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9581件，审结9292件（含旧存），分别比上年增长25.37%和21.32%。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再审案件172件，审结223件（含旧存），分别比上年下降41.5%和0.45%。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37件，审结246件（含旧存），其中，新收申请再审案件181件，审结186件（含旧存）。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国地方人民法院2012年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结案率为87.61%，与2011年持平；上诉率从2011年的47.02%下降到2012年的39.53%；再审率从2011年的0.51%下降到2012年的0.20%；上诉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从2011年的3.66%上升到2012年的5.46%；审限内结案率从2011年的98.57%上升到2012年的99.24%。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27件，裁定支持率为83.33%；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共受理诉前证据保全申请案件320件，裁定支持率为96.73%；依法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案件74件，裁定支持率为94.67%。
人民法院审理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有：苹果公司、IP申请发展有限公司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PAD”商标权权属纠纷案；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永合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中文字库著作权纠纷案；胡进庆、吴云初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葫芦娃”动画形象著作权权属纠纷案；韩寒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浙江华立通信集团与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张锠、张宏岳、北京泥人张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张铁成、北京泥人张博古陶艺厂、北京泥人张艺术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姚明与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害人格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
知识产权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依法行政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
2012年，人民法院通过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进一步细化、完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审查标准，规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2928件，审结2899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0.35%和17.37%。其中，新收专利案件760件，比上年增长16.21%；商标案件2150件，比上年增长21.68%；著作权案件3件，比上年增长50%；其他案件15件，比上年增长50%。
在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中，涉外、涉港澳台的案件仍占较大比重。全年共计1349件，占知识产权行政一审结案数的46.53%。其中，审结涉外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1127件，涉港案件109件，涉澳案件0件，涉台案件113件。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1424件，审结1388件。其中，维持原裁判1225件，改判118件，发回重审3件，撤诉22件，驳回15件，撤销原裁定指令立案审理1件，其他结案方式4件。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新收知识产权行政申诉案件98件，审结98件。在审结的案件中，驳回70件，占72.16%；裁定提审20件，占20.41%；裁定指令再审2件，占2.04%；撤诉5件，占5.10%；其他结案方式1件，占1.0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新收知识产权行政提审案件24件，审结22件。在审结的案件中，维持5件，占22.73%；改判16件，占72.73%；撤诉1件，占4.55%。
人民法院审理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有：韦廷建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乐活”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等。
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制裁和预防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挥。
2012年，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刑事审判制裁和预防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13104件，比上年增长129.61%。其中，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7840件（假冒注册商标罪等侵犯注册商标的案件4664件），比上年增长150.16%；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案件2607件，比上年增长236.82%；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经营罪案件2587件，比上年增长48.08%；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案件70件，比上年增长34.62%。
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审结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12794件，比上年增长132.45%，生效判决人数15518人，比上年增长54.33%，给予刑事处罚15338人，比上年增长94.35%。在审结案件中，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判决的案件7684件；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决的案件2504件；以非法经营罪（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决的案件2535件；以其他罪名（涉及侵犯知识产权）判决的案件71件。
在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判决的案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的案件2012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决的案件1906件；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615件；以假冒专利罪判决的案件63件；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决的案件3018件；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决的案件27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的案件43件。
人民法院审理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有赵学元、赵学保网络游戏私服侵犯著作权罪案等。
坚持调判结合，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2012年，人民法院继续加大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力度，努力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进一步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与配合，协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与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工商局、新闻出版局、文化厅等部门协调，明确了知识产权诉前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以及诉讼过程中邀请调解、委托调解等制度内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调研成果《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研究》为基础，在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展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试点工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福州市海关、工商局等行政执法部门签订了“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协议”。西藏、河北、河南、江苏、江西、四川、广东、海南等地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积极推动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调解格局的形成与良性发展。
二是进一步创新调解方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科技专家的专业优势，积极探索委托调解、行业调解、专家调解等多元调解方式。北京市法院系统通过委托调解、联合协作等方式，积极落实与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建立的纠纷化解机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专利民事纠纷委托调解机制。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邀请技术专家参与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工作。
三是高度重视关联案件的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将侵权法律关系转化为市场合作关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卡拉OK行业著作权侵权关联案件多的情况，多次组织著作权权利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卡拉OK业主代表与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集中座谈，从源头上一揽子解决卡拉OK行业的著作权纠纷。广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社会影响大的知识产权关联案件，主动到当地组织双方当事人、律师、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集中座谈。
2012年，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成效显著，全国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的调撤率达到70.26%。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苹果公司“IPAD”商标权属纠纷等重大案件的成功调解，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
深化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
2012年，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司法公开力度，落实公开审判原则。
一是通过巡回审判、庭审网络直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旁听庭审等方式，公开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过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奇虎诉腾讯反垄断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一方面邀请媒体记者和社会公众参与旁听庭审，另一方面通过微博直播向全社会公开庭审活动。内蒙古、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宁夏、新疆等地法院均建立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和庭审网络直播的长效机制。
二是通过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办好“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和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子网站。各高级法院均安排有专门的裁判文书上网信息员，负责裁判文书上网及网络维护工作，并实施上网情况定期通报制度，提高裁判文书的上网率。截至2012年底，共有47422份生效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通过“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公开。
三是通过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年鉴等材料，全面展示、公开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1年）》（中英文）。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合作编辑出版了首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年鉴（2011年）》，年鉴收录了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工作综述、统计数据、调研成果、典型案例等资料。北京、重庆、山东、河北、河南、甘肃、新疆、江苏、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均发布了当地2011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或蓝皮书。
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2012年，人民法院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实际，找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切入点，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提供保障和助力。一是不断延伸知识产权审判职能，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回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三是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众影响力；四是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合作，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力；五是加强国际、区际交流，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
不断延伸知识产权审判职能，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7月，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审判职能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加大智力成果保护力度，有效激励自主创新和技术跨越；应依法促进创新要素合理配置，积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应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措施，进一步提高司法保障能力。天津、内蒙古、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出台了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障与服务的具体实施办法，加强涉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促进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湖南、山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出台了为创新型经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与服务的具体实施办法，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走访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卡拉OK、游戏动漫、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业领域，调研文化产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形成《江苏省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分析报告》，并提出14条司法建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知识产权诉讼中存在的公证证据不规范等问题，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关于规范电子信息证据公证保全的司法建议》。湖北省法院系统针对KTV、网吧在经营过程中频发著作权侵权案件的情况，向当地工商局、版权局、文化局等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针对影视作品署名不规范的问题，向原国家广电总局发送司法建议书。
北京、上海、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四川、贵州等地法院系统通过走访企业、召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建立联系创新主体的长效机制，了解创新主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困难和需求，为地方创新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深入老字号企业，会同有关部门就老字号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行动”；石景山区法院提出“智护CRD”、打造“石景山服务”品牌，为辖区商品流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创意产业重点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联系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创意68”文化产业园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基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绍兴黄酒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展了特色调研。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完成了《合肥市著作权典型案例规律解析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陶瓷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展了调研，并就《景德镇陶瓷工艺标准》的起草建言献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以国际旅游岛为背景的知识产权审判研究。在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八届中国喀什商品交易会期间，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喀什市人民法院，派出知识产权法官向国内外参展人员就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事项提供咨询服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邀派知识产权法官参与了第八届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知识产权投诉中心”的相关工作。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回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
2012年，人民法院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要求，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一是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试点工作（简称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协调机制，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综合效能初步发挥。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2012年，广东省法院系统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工作，省法院、19个中院和30个基层法院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近90%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纳入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工作因具有鲜明特色被社会媒体誉为“深圳模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改革试点工作中，加强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牵头完成《关于知识产权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纪要（征求意见稿）》。内蒙古、山东、湖南、四川、福建、贵州等地法院系统也都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
二是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在适度集中专利案件、驰名商标案件以及反垄断案件审理管辖权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受理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鼓励基层法院实行跨区域管辖，管辖法院布局更加合理。截至2012年底，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等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为83个、45个、46个、44个；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达到141个。
三是不断健全专业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各级法院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技术事实查明的有效方式，建立和完善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等技术事实查明制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拟定了《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审判科学技术咨询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与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签署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合作备忘录，聘任25位技术专家担任诉讼辅助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总结专家证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运用方法，形成经验总结《专家证人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的运用实践》。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陪审率达到100%。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运用“三人技术组、五人合议庭”的模式,审理涉及复杂技术事实查明的专利案件。天津、新疆、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法院系统积极探索建立技术专家陪审员制度，遴选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弥补知识产权法官在专业技术知识方面的不足。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众影响力。
2012年，人民法院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为契机，继续打造“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平台，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地广泛宣传，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法治文化，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众影响力。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1年）》白皮书（中英文）、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例和50件典型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合作编辑出版了首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年鉴（2011年）》。全国地方法院充分利用报纸、书刊、宣传册、电台、电视台、广播、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大力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大意义、司法政策以及取得的成就，培养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与法治理念。北京、重庆、甘肃、新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海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均发布了当地的2011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或蓝皮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宣传周期间公开集中销毁侵权盗版出版物；在辽宁电视台播放专题片“知识产权审判光辉历程”。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青海广播电视台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与法”栏目，对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定期进行报道、宣传。法制日报、大众日报、山东卫视、山东法制报等多家媒体，对山东省法院系统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进行报道，人民法院报以“为知识产权撑起一方法治晴空”为题刊登山东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纪实文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在宣传周期间，通过发放知识产权知识问答卷、派发法律书籍、提供法律咨询等多种方式，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合作，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力。
2012年，人民法院妥善协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合作，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效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多次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有关知识产权刑法立法建议稿，研究假冒伪劣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案例指导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执法规范化水平。人民法院积极协助公安部对侵权假冒犯罪发动“破案会战”，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4.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万余名，涉案总价值113亿元。黑龙江、陕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与省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工商局等行政执法部门签署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共同致力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省知识产权局、工商局、药监局、文化监管部门、公安厅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探索司法与行政联动保护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传统中医药等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宁夏、安徽、河北、河南、广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也都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与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工商局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有效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加强国际、区际交流，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
2012年，人民法院坚持国际视野，不断拓展渠道、丰富形式，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区际交流，消除误解、增进互信、促进合作，不断扩大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
5月，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美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官代表、政府官员、学者、律师、知识产权权利人代表，共计1200余人参加会议。我国各级法院知识产权法官代表约有240余人参会；美国派出了由200多人组成的参会代表团，包括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7位法官、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律师协会会长。与会代表们就“知识产权审判宏观问题”、“法院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贡献”等26个专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共有143位代表在会上发言。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反映了在全球化环境下，中美双方交流、合作和共同面向未来的诚意、善意，对中美知识产权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派员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协议工作组会议、赴美知识产权宣讲团活动等，精心准备预案和工作意见30余份，全面展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官共接待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高层代表团近百人来访，积极回应外方的关注，澄清有关误解，宣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和成就，纠正少数国家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错误认识。最高人民法院还选派知识产权法官赴美国、爱尔兰、韩国等国家参加知识产权国际会议。
三、加强审判监督指导，
确保司法裁判标准统一
2012年，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工作，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审判水平。一是加强司法解释，完善司法政策，规范审判裁量权的行使；二是拓宽监督指导途径，提高案件审理质量；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新型、疑难法律适用问题。
加强司法解释，完善司法政策，规范审判裁量权的行使。
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规定了起诉、案件受理、管辖、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证据、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问题，对于指导人民法院正确适用反垄断法、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要意义。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行使裁量权的原则，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教唆侵权与帮助侵权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认定以及管辖等问题，对于指导人民法院积极应对互联网环境给传统著作权保护制度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正确适用著作权法具有重要意义。
2月，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首届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班上，作了题为《准确把握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旨发言。在发言中，奚晓明副院长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积极探索的“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司法政策，第一次作出全面阐述。作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加强保护，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必然选择；分门别类，是适应知识产权自身属性和特点的必然要求；宽严适度，是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性的要求。
拓宽监督指导途径，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2012年，人民法院通过出台指导性意见、发布指导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通报重大、关联知识产权案件信息等多种形式，拓宽监督指导途径，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知识产权审判中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就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规范专利代理人以公民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正确适用诉前保全制度等问题作出规定，指导全国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
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典型案例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示范指引作用，将典型案例的评选和发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4月，最高人民法院从2011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出34件典型案件，归纳出44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1）》并予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北京、天津、重庆、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苏、安徽、福建、广西、云南、新疆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当地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或年度报告。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全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和全省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会，梳理新型、疑难案件的审理思路，统一裁判标准。江苏省法院系统创新关联案件的审判方式，选择具有典型意义或示范效应的关联案件，主动开展巡回审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发了《著作权案件审判指引》、《2012年上半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和完善案件动态信息报送制度、发改案件质效分析制度和案件发改沟通制度，对知识产权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通报全省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黑龙江审判网为依托，以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电子信箱为载体，建立起覆盖全省法院系统的知识产权综合调研指导网络。河南、山西、江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关联案件报告制度，确保关联案件做到同案同判。
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新型、疑难法律适用问题。
2012年，人民法院以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解决新型、疑难法律适用问题。
2012年，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专利代理条例、职务发明条例等6件主要法律进行集中修订，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积极参与相关会议的研讨，密切跟踪修法动态，及时掌握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总结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司法原则和经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论证，有针对性地提出修法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还就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项调研，涉及药品说明书、卡拉OK著作权、戏剧作品著作权、非法抢注商标等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完成《关于审理电子商务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视频分享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指南》等调研成果。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完成《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完成《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研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关于全省法院涉及卡拉OK经营著作权案件的调研报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关于知识产权审判证据规则有关问题的调研》、《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为课题开展调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民族优秀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为课题开展调研。
四、打牢审判基层基础，
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
2012年，人民法院进一步打牢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事业科学发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知识产权审判的关切与期待。一是加强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审判体系；二是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思想政治、司法作风与司法廉政建设，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三是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权威。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审判体系。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知识产权审判庭室建设和人员配备。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普遍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141个基层人民法院也全部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各级人民法院注意从精通法律、学历层次高、审判经验丰富的人员中选拔知识产权法官，增加审判力量，优化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结构。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法院设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共计420个；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共计2759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7.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41.1%。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发挥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的根基作用。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设立医药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及增加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调研基地的决定》，新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基层示范法院的数量达到10个；新增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并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医药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司法保护调研基地的数量达到9个。
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思想政治、司法作风与司法廉政建设，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思想政治建设。2012年，人民法院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等活功，引导知识产权法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定理想信念。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作风建设。2012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的价值追求，组织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司法作风大检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工作作风。12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的六项措施》的通知，指导全国法院结合工作实际，从坚持司法为民、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司法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民意沟通、扩大司法民主，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改进调研工作、增强调研实效等六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廉政建设。2012年，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司法廉洁教育，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引导知识产权法官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拒腐防变。各级法院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及各项反腐倡廉制度，通过廉政监察员、法官任职回避、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防止利益冲突等制度，不断强化对司法权运行的内部监督。
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权威。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2012年，人民法院通过开展学习型审判庭建设、举办培训班、召开研讨会、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切实提升知识产权法官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班。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共计230余人参加了研讨班。研讨班邀请了来自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内专家，以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等国外专家，作主旨发言。庭长们就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基本制度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务培训班，来自全国各级法院的200余名知识产权法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邀请了知名学者、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深知识产权法官，就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审判实务进行授课。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了“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讨会”、“网络著作权与驰名商标保护问题研讨会”、“药品知识产权座谈会”、 “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及遏制非法抢注商标研讨会”等十余次研讨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了“北京市法院第四届知识产权精品案件研讨会”。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全区知识产权法官参加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远程教育培训。山东省法院系统推进学习型党支部建设，每周定期研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业务骨干培训制度。四川省法院系统加强对初任知识产权法官的培养，实施“一对一”导师培养机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了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培训班，对全省的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骨干共计160余人进行了系统培训。
结束语
2012年，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3年，人民法院将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奋斗，努力实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新发展、新进步。
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知识产权审判事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人民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目标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办案、司法改革、监督指导、队伍建设与基层基础等各项工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