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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07年,俞某与毕某(女,时年60岁,香港人)相识。2009年3月31日下午,毕某因俞某提出将借500万元给自己而从香港来无锡,在俞某所开办的公司内,俞某与毕某就经济往来问题进行了交涉,俞某的儿子俞某强、女儿俞某华、女婿陈某在场。毕某在俞某等人书写的借条上签字确认,该借条载明:“我,毕某分两次向俞某借款共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将于2009年6月1日前归还。如逾期不还,我同意以无锡市滨湖区百合花园A-18号房产转让给俞某。如发生纠纷,在无锡当地法院上诉”。当晚,毕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借条系受到威胁而签下的。

　　在交涉上述事项时,俞某进行了录音。录音内容反映:毕某表示不愿意到厂里,俞某:“没事,小强(俞骏强)不在厂里,你放心,我保证你没事,我拿给你手续做好,马上就走”(指毕某向俞某借款500万元的手续);俞某“你香港来往的信件、离婚证书、你基本上整个的证件我都帮你保管,只要事情解决好,我会给你的”;俞某说:“帮她保管好”,毕某喊道:“你不可以拿我的包”,俞某大声喊:“不要给她,弄好了再走,弄不好不会走的”;“把它关掉,退出来就关掉了(关手机声音),这是啥个证件?港澳通行证、香港身份证,拿走”;毕某:“我包里要拿点衣服,我冷的,把包给我,我要拿点东西”,俞某:“不,现在没有办法了,逼到我没有办法了”;“我(毕某儿媳)妈妈到了吗?怎么手机打不通,在你那里吗?”,俞某:“到了,不在这里”。毕某认为这些录音内容充分反映其受到胁迫,借条是被迫签名的。

　　俞某据借条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俞某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不成立,遂通过依法行使释明权,询问俞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俞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为欠款纠纷。审理过程中,俞未能就毕某欠款400万元进行有效举证。

　　二、主要争议问题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毕某签订借条是否出于受到胁迫。

　　第一种意见认为,毕某在借条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毕某本人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字的。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意思表示真实…”。本案中,毕某是在俞某答应借给其500万元的情况下才从香港来无锡,然后,毕某被俞某带到俞的公司,整个借条的书写过程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并且俞某和儿子、女儿、女婿四人一直在现场,俞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反映整个过程有威胁的言语和行为,如俞某等人扣押了毕某的手袋、手机和相关证件,变相限制其自由。事后,毕某即向派出所报案,陈述称其是受到了俞某等的威胁才在借条上签字的,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受到威胁的事实。

　　第二种意见认为,毕某没有受到胁迫,其在借条上签字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多发,不少当事人在追回借款遇到诸多困难,在当事人的手段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时不应认定属于违法情形。本案的证据之一录音中并没有殴打、恐吓、惊吓等言语的出现,虽然毕某的包、手机等物品被控制,但毕某本人的人身自由并没有被完全限制,且签订借条的持续时间不算长、签订借条后毕某本人也离开了。因此,毕某的签字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的借条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借款实际发生的证据。

　　三、评析意见及理由

　　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根据该案事实,笔者认为,可以认定毕某在借条上签字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借条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

　　1.俞某以借给毕某500万元为幌子,将毕某接至其公司内,而后与亲属一起对毕某采取了强行将毕某的手提包及各种证件扣留、强行将毕某的手机关机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以及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这些行为足以使一个身处异地的身为香港居民的60多岁的女人感到无助和害怕,这在事实上起到了胁迫毕某的作用,而且,毕某在恢复人身自由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应当认定毕某在“欠条”上签字是受到胁迫的结果,该签字不是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2.400万元欠款的组成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欠条”持有人承担不利后果。俞某陈述400万元是分4次以上陆续付款给毕某,但“欠条”上写明是分2次借款400万元,明显存在矛盾,且俞某提供给法院的给付毕某400万元款项的证据中,有100万元无法证明收款人为毕某,另200万元为公司法人之间的纠纷。俞某所称的打到毕某的信用卡的160万元,证据显示只有40万元打到毕某的信用卡。

　　作者单位:江苏无锡滨湖区检察院
法官是这样能动判案的
倪学伟 马晓岚

[案情]
原告：裴琼宇，男，29岁，农民。
原告：邓志远。男，43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男，54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合伙经营养殖一幅面积约30亩的大蚝，双方签订了养殖大蚝合同，一直分工协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1999年1月3日，林焕志经梁永基同意，将共同养殖的大蚝以16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裴琼宇与邓志远，由裴邓二人自行采摘场内大蚝。但买卖大蚝一事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书面或口头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采摘大蚝的期限等。同日，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签订终止合伙合同书，约定该蚝场的大蚝出卖后剩余的蚝归梁永基作辛苦费（合伙分成）。当时，买方之一也即后来原告之一的邓志远在场见证并在该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二人购得大蚝后，马上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了为期3天的采摘，并将所采大蚝全部销往广东。
一年后的2000年5月，梁永基将该养殖场内的大蚝以13000元的价格卖出，购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其后，裴琼宇、邓志远以梁永基非法出卖其已购而未采摘完的大蚝、侵犯其财产权为由，将梁永基告到北海海事法院。原告二人诉称，其以16000元买蚝后，双方未约定采蚝期限及蚝的规格，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该养殖场内的所有蚝进行采摘，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2000元。
被告梁永基辨称，蚝场内的大蚝是在与林焕志终止合同时林焕志明确留下给他的，当时还有原告邓志远在场作证，其对蚝场内剩余大蚝享有所有权，将大蚝卖与他人是他的权利，并不侵犯原告的财产权。

[审理]
北海海事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海洋水产品经营养殖侵权赔偿纠纷。原被告之间仅有大蚝买卖的口头合同，并且只约定了购买标的为上述蚝场内的大蚝及价款16000元，其余内容均未作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购买大蚝未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则按照通常标准，其购买的应是蚝场内可以直接上市出售的成品蚝，而对不能上市出售的小蚝则不属其购买对象或购买范围。口头合同虽未对采蚝期限明确约定，但原告已于合同签订后立即采摘大蚝，林焕志及被告也未予以阻止，可见，采蚝期限已为双方确认为合同签订后及时采蚝。原告采蚝三天后自动停止，但未向出售方表明是否继续采蚝，这应视为已完成采蚝工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有部分成品蚝未采，也应推定其主动放弃对该成品蚝的权利。林焕志与被告梁永基签订终止合伙合同时，明确约定，大蚝卖出后，养殖场内剩余大蚝归梁永基也即被告所有，作为原告的邓志远当时还在场作了见证。原告关于自己有权随时采摘大蚝的主张，实际上是变相地将购买大蚝变成了购买蚝场养殖经营权，而16000元显然是不可能购买到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因而原告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有违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也举不出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北海海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1.关于本案对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合同法领域，公平原则被称为合同正义原则。其要求之一是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值性，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就公平，不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即非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语义角度讲，诚实信用即不欺不诈，恪守信用。这一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对此基本上都作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也作了类似规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并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准则，有“帝王条款”之称。
原告究竟购买的是大蚝还是蚝场内所有的蚝或蚝场养殖经营权，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认为被告将与他人合伙经营的一幅大蚝以16000元转让给原告经营养殖，故原告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蚝场内所有的蚝进行采摘。被告则认为原告仅购买了等值的大蚝，对该蚝场他依然拥有养殖经营权，即享有对蚝场内剩余蚝的处分权。鉴于双方没有书面或口头合同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故只能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推论。法院判决的逻辑思路是：林焕志与原告买卖合同成交价仅为16000元，而一年后，被告将剩余蚝又卖得13000元，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如认为原告购买的是蚝场养殖经营权，即意味着蚝场的养殖经营权与该蚝场内剩余大蚝在价格上仅相差3000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即在此情节上与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相悖。16000元要购得30亩海滩涂的养殖经营权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该价格严重低于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实际价值，相反，倒是比较接近于30亩海滩涂内所养大蚝的价值。况且，原告在第一次采蚝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未有任何经营养殖行为，提不出任何相关证据，林焕志也出庭证明其卖与原告的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因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关于原告所购买的标的仅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的认定，是合乎事理和法理的，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被告梁永基能否卖蚝的问题
根据梁永基与林焕志养殖大蚝协议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是共同出资、分工协作、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因此决定了被告与林焕志系属个人合伙，在散伙时，两合伙人通过签订终止合同书的形式，对合伙事务已妥为处理，对此应依法予以保护。根据终止合同书，出卖大蚝后养殖场内剩余的蚝归被告所有，原告邓志远对此不仅在场作为证人，而且还在两合伙人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此情节足以证明原告对林焕志蚝场大蚝售出后剩余部分应归被告所有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梁永基对剩余的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妨碍的权能。将剩余的蚝卖与他人，是被告依法行使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并不容他人非法干预。故而原告关于被告转卖其大蚝、侵犯其权利、要求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