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哈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中哈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
2005年7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斯塔纳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2005年7月3日至4日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两国元首全面回顾了中哈建交13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满意地指出，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往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经贸、能源、交通、科技、人文、安全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这些合作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国开展全面合作的条约法律基础十分牢固，组织机构日臻完善。两国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框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共同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于上述，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并考虑到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两国决定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应是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旨在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应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遵循2002年12月2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其主要内涵为：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繁荣；扩大人文合作和民间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遵循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全面合作的共同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声明如下：
一、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高层交往在扩大两国全面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将继续保持和加强这种交往势头，推动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及时交换意见。
二、双方认为，2002年12月2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指导中哈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文件。双方重申恪守条约的原则和精神，继续致力于落实条约和两国业已签署的所有政治声明，不断以新的内容充实中哈战略伙伴关系。
三、双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03年至2008年合作纲要》对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扩大双方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哈合作委员会及其调控中哈各个领域协作的分委会是中哈关系的主要协调机制，也是双方业已达成和签署的各项条约、协议的有效落实机制。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合作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在首次会议框架内所做的工作。会议体现出拓宽、深化双边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双方商定将大力推进中哈合作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开展。
四、双方一致认为，经济、贸易、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发展方向，双方将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上述合作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随着部分双边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对此高度评价。双方商定全力支持并提供一切必要条件，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建成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道并投入使用，加快推进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前期研究和落实气源工作。双方将加快落实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并尽快投入运行。
双方满意地指出，近年来双边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双方同时表示，应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努力增加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共同采取措施，使贸易结构多样化。双方同意就其他两国合作的紧迫问题建立磋商和对话机制。
双方认为有必要全方位利用两国在铁路、公路、航空领域的过境运输优势，扩大运输规模。
中方将支持横贯哈萨克斯坦准轨铁路干线建设方案的实施，并在保证运量方面提供协助。
双方将进一步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积极支持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境内，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开设企业，相互投资，开展生产和经济贸易活动。双方将保护两国在对方国家境内的企业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双方将采取措施建立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电力领域的合作。
双方认为两国银行有必要建立起相互协作的关系，为双方银行在对方境内积极开展业务创造良好条件。
中方支持哈方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指出，中哈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谈判已成功起步，双方将共同努力加快完成此项工作。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取得的各项成果，特别是有关双方紧急通报跨界河流自然灾害信息的协议，并将在现有机制下继续合作，包括通报自然灾害情况，以保证合理利用和保护两国跨国界河流水资源。
五、双方将采取具体措施深化两国学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心的经验、人员和成果交流，并将在中哈合作委员会相关分委会框架内研究哈方提出的在北京设立哈萨克斯坦－中国人文和科技合作中心的建议。
双方重申愿推动两国包括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和旅游在内的人文文化领域的交往。同时，双方将促进两国文化部门、创作团体的直接交往，推动两国举办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演员、文艺工作者巡回演出。中方将认真研究哈方提出的关于在中国设立哈萨克斯坦文化中心的建议。中方将按有关程序给予推动。双方同意在2006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2007年在中国举办“哈萨克斯坦文化节”活动。
六、双方指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仍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双方将根据2001年6月15日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2002年12月2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的规定，加强两国安全执法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共同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包括对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
中方将继续支持哈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本国沿着自己选择的符合具体国情的道路快速发展所作的努力。
哈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方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哈方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哈方理解并支持中国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及维护台海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对哈方上述立场表示高度赞赏。
七、双方高度评价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一致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相互协作是加强成员国互利合作、促进本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双方商定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扩大对外交往，使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论坛框架内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双方重申联合国在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当是全方位和多领域的，应当注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并保障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参与权。联合国改革事关重大，应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广泛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纳扎尔巴耶夫
二００五年七月四日于阿斯塔纳
从一个案例看司法改革
卢映西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可谓任重道远。
一、从一个极端案例说起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周澄，90年代中期曾是本溪钢铁公司驻北京销售人员，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为了给北京中心筹措营运资金，他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一下子赚了40万元。赚到钱后，他把本利中的3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购买了三室二厅的K楼301室，没办产权证就在门口挂上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处的牌子办公。这一提款购房的行为，1999年被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判了5年徒刑。周澄上诉，被驳回。
一审时周澄的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是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也认为周澄无罪，公诉书所述实际上并非其本人意见。现已退休的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靠”。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的主审法院院长后来不幸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良心发现，找到了周澄，当面拿出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这位院长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于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披露，我们看到了当时一审审判委员会和二审合议庭触目惊心的记录：
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上级法院意见判起刑线5年。法院院长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说：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位代理审判员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另一名代理审判员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确实是个十分极端的案例（以下简称“周案”）。参与诉讼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被告周澄最终获刑5年。然而这样极端的案例却真实地发生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
二、观念的滞后
“周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是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然而再考察一下案例发生的大背景，就更令人深思：司法独立原则在当今中国，不但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而且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明确指出了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上述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毫无障碍地发生了。这说明，“周案”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
1、司法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可是这种司法独立的理念在我国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崇尚礼教，视法制为卑卑不足道，司法二字不见经传，自与外国接触，稍稍通晓。”（张一鹏，1922）所以“权力本位”一直代表着传统法律思想观念的价值底蕴，一直到现在，公民的仍然缺乏法律信仰，公民法律意识的低下恰恰使司法独立失去大众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领导在头脑中也没有虔诚的法治信仰，“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远远未建立起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置自己于法律或司法机关之上，插手具体司法事务；严重的甚至以权压法，强迫法院或法官按自己意志办案；或以法律监督为名，行“干涉司法”之实，使得司法机关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凡此种种，无一不严重影响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建构与发展，阻碍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除此以外，我国司法观念现代化的迫切性，还在于由周案引出的一点启发：周案既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一般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因此，只有在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而显得“青黄不接”的转型期，才最有可能搞出“周案”这样的“今古奇案”。可见在司法改革中，观念及时更新至关重要。
2、如何理解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衍生出来的。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西方国家都在诉讼法乃至宪法中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立法机关的干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但现代司法实践不断证明，真正的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独立为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如何具体体现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些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偏颇必然导致司法的扭曲。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 ，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
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在组织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三、体制的制约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司法权本身的独立。司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非法干涉；二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组织各自独立，下级组织不受上级组织的非法干涉；三是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受任何他人的非法干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必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司法人员与审判组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司法体制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制约性，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就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保障而言，“周案”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保障即使有也基本上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