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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


关于在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造成经济损失有关责任者处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铁路企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借款、担保的监督管理，落实经营管理责任，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铁路企事业单位，由铁路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称铁路单位）。
第三条 铁路单位各级法定代表人、分管负责人或者受法定代表人委托的承办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含外聘人员），根据其职责及在本单位进行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所起的作用，分别承担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有关责任者因工作调动、离退休等原因脱离原单位的，仍应承担相应责任。调离铁路单位的，应由原所在单位与现任职单位协商解决，或者将有关材料移送现任职单位处理。离退休人员在职期间违反本规定，应给予撤职以上（含撤职）处分的，可降低其享受的行政级别待遇。现任法定代表人，对其任职前形成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有承接和加强管理的责任。
第四条 铁路单位在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有关责任者因违法行为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关责任者有其他违反党纪政纪行为，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党纪政纪规定，一并予以追究。
第五条 因工作失职或者违反规定进行对外投资、借款、担保活动，给国家、集体造成经济损失的，要区分不同责任和情节，给予有关责任者行政处分，造成较大以上经济损失的外聘人员，应同时予以解聘；
凡受到行政处分的有关责任者（含离退休人员），应根据经济损失数额，予以相应的经济赔偿。
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行政责任时，不能用其他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的收益，折抵本次的经济损失。
第六条 受到降级以上（含降级）处分的责任者，两年内不得担任与原任职务相当或高于原任的职务。
第七条 因工作失误，造成对外投资、担保中经济损失的，应根据经济损失的数额和情节，并结合对有关经营指标的考核，给予直接责任者批评教育、通报，或者免职、解聘的组织处理。
第八条 有关责任者在造成经济损失后，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或挽回损失的，可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未及时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继续造成损失，以及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从重、加重处理。
第九条 对符合有关规定和程序的对外投资、担保，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或其它不可预见的原因造成经济损失的，当事人不承担责任，但应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
铁路单位迫于上级压力而进行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应由作出决定的上级单位和个人承担责任。来自路外压力的，要及时将有关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造成经济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章 对外投资
第十条 本规定所指对外投资包括：铁路单位以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等，对本单位以外的投资、合资、联营、购买和持有其他企业股份，或者购买有价证券等其他投资行为。
第十一条 铁路单位在对外投资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至记大过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过处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加重处分。
（一）对投资项目未进行充分考虑，缺乏科学论证，法律手续不完备，或者投资前期的其它准备工作不充分，就盲目决策进行投资的；
（二）违反规定，越权审批，或者擅自立项、扩大规模的；
（三）不具备投资主体资格，擅自决定对外投资的；
（四）应当起诉，但在诉讼时效期间未起诉，或者在诉讼期间应主张权利（包括应诉、举证、申请执行等）未主张权利的；
（五）因经营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等原因，致使被投资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
（六）隐匿投资收益或者未及时足额收取应得利润，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流失的。
第十二条 铁路单位在对外投资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至记大过处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加重处分。
（一）重大投资项目未经领导集体讨论，个人擅自决策，或者先由个人作出决策，事后补办手续的；
（二）经集体决策为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亲属经营管理的企业或者个人投资的；
（三）挪用建设资金或其他专项款对外投资的；
（四）违反规定集资、筹资的；
（五）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被司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工停产、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罚款、没收财产的；
（六）在对外投资中，有其它失职及违反规定行为的。

第三章 对外借款
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借款是指：铁路单位将属于本单位可支配的货币资金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
铁路单位不得向路外单位和个人提供借款；铁路单位之间相互调剂资金余缺，必须经过各级铁道结算中心办理。
第十四条 铁路单位违反规定对外提供借款，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以下经济损失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警告至记过处分。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过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至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加重处分。
（一）个人擅自决策，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
（二）经集体决策借给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亲属所经营管理的企业或者个人的；
（三）借出款项，被政府等有关部门罚没的；
（四）以对外借款名义，从事股票、债券、期货等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金融政策的；
（五）挪用建设资金和专项资金的；
（六）其他违反规定对外借款的。

第四章 对外担保
第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担保是指：铁路单位以第三人的身份，为本单位以外的债务人，以确保债权清偿为目的的保证行为。包括设定质权（以动产或权利证书交付债权人占有）、抵押权（以不动产作保而不转移占有），或者作为“保证人”承担履行债务的责任或连带责任的行为。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以下经济损失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警告至记过处分。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过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至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加重处分。
（一）个人擅自决策，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
（二）经集体决策为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亲属经营管理的企事业单位或者为个人提供担保的；
（三）不了解债务人资信情况，盲目提供担保的；
（四）因违反规定对外担保导致本单位资金被划拨，或者质押、抵押的财产被变卖清偿的；
（五）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其他单位、个人或者挂靠单位以本单位名义从事担保等经济活动，而承担连带责任的；
（六）在对外担保中，有其他违反规定行为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集体决策是指：铁路单位的领导集体或者董事会成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重要投资项目和担保事项以及大额度资金使用问题，通过党委会、行政办公会、董事会等会议形式，认真研究讨论并获得通过的决策。
集体决策一般应具备以下资料：
（一）由职能部门提交有关项目的优选方案、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二）有关各方的资信报告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书，资金筹措情况报告，向上级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请示报告以及批复文件等；
（三）集体研究讨论的会议记录，决议或者决定的文稿等原始书面材料。
虽然经集体研究，但确有失职或违反规定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具体情节，追究直接责任人、主管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责任。
对重大投资、担保项目的集体决策过程中，有关人员明确持反对意见，而且事实证明所持意见是正确的，不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直接经济损失是指：对外投资的本金（实物）和合同规定的收益；对外借款的本金和收益（利息）；因对外担保而承担的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其它与直接责任者行为有直接关系的经济损失。由此引发的其它经济损失，为间接经济损失。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
第十九条 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额界定：
（一）依据《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额，按以下标准确定：较大经济损失为5万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下，重大经济损失为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巨大经济损失为50万元以上；
（二）铁路大中型企业及较大的事业单位，可按以下数额标准掌握：较大经济损失为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重大经济损失为50万元以上至200万元以下，巨大经济损失为200万元以上。
本规定所称以上，包含本数。
第二十条 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造成经济损失的时间界定：
（一）在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有关责任者因失职或者违反规定，造成经济损失，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以立案调查时间为止确定损失数额，通过办案或者通过有关责任者采取措施挽回的经济损失，仍计算为直接经济损失，在量纪时可做为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分的情节考虑；
（二）因工作失误，有关责任者未构成违纪，但需要作出组织处理的，以对外投资、借款、担保所签订的合同、协议事实上已终止的时间，或者发现投资项目已发生重大损失并且无法挽回，以及破产、解散后清算的时间确定损失数额。
第二十一条 有关责任者因失职或者违反规定，造成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经济损失，须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处以2000元至10000元的经济赔偿；凡个人擅自决策的，加重经济赔偿；凡个人决策为个人或者为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亲属的，由直接责任者全额赔偿。
第二十二条 因工作失职或者违反规定对外投资、借款、担保，按照本规定应给予有关责任者纪律处分的案件，由行政监察部门受理；有关责任者违反党纪案件，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
第二十三条 对因工作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者的免职、解聘的组织处理，由行政监察部门提出监察建议书，报主管领导批准后，按照任免管理权限和程序，由干部、人事、劳资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对给予批评教育或者通报的，由行政监察部门执行。
第二十四条 造成经济损失的数额，由行政监察部门会同财务、审计部门确认。对有关责任者经济赔偿的金额，由行政监察部门确认，并向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经济赔偿通知书”，由所在单位财务部门负责向有关责任者收缴，归铁路单位所有。
有关责任者不按期交纳赔偿款的，在保障其基本生活费的情况下，由所在单位财务部门从其工资中扣除。
第二十五条 对本规定发布之前铁路单位在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中造成经济损失案件的处理，应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既充分考虑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地给予有关责任者必要的处理。
（一）本规定发布前，领导班子成员经过某种形式的集体决策而进行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造成损失，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可依照本规定的量纪标准，从轻、减轻处分；
（二）本规定发布前，铁路单位对路内其他单位或者向本单位所属多经、集经企业投资，以及因解决职工子女就业等政策性原因进行的投资，造成经济损失，需要给予有关责任者纪律处分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三）根据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对在铁路系统开展“对外投资、借款、担保的执法监察”工作期间，有关责任者能够认真自查自纠，并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或挽回损失的，在计算损失数额时，以最终损失计算，并可按照本规定放宽一档或者免予处分。对态度不积极、自查自纠不力，甚至顶风违纪的责任者，要从重加重处理。
前款所述对责任人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的政策性规定，均不适用于个人决策为个人，或者为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亲属而进行的投资、借款、担保。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铁道部监察局负责解释。铁路企事业单位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所在单位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报上一级监察部门备案。

附件：
经济赔偿通知书
－－－－－－－
财务处（科、室）：
根据＿＿＿＿＿＿＿＿决定，×××同志应自接到此决定后，
3个月内向你处（科、室）交纳经济赔偿金＿＿＿元，如不能按期交
纳，请分期从其工资中予以扣除。
年 月 日（章）
注：此件应一式三份，其中交本人一份，留存一份。



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 > > 波比.K.Y.王
> > > 香港综合技术大学船舶与运输后勤部讲师
> > > 导论
> > >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 > >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 > >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 > >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 > >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 > >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 > >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 > >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 > > 和谐
> > >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 > >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 > >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 > >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 > >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 > >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 > > 儒家
> > >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 > >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 > >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 > >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 > >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 > > 法家
> > >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 > >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 > >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 > >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 > > 墨家
> > >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 > >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 > >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 > >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 > >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 > > 道家
> > >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 > >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 > >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 > >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 > >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 >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 > >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 > 佛教
> > > 佛教在汉朝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据说，在公元381年左右，中国西北部的大多数人都信佛。一个出家三次的皇帝还宣布以佛教作为国教。尽管中国的儒家势力更大，佛教仍在汉--唐哲学发展中占统治地位。佛教起源于国外，其法律观与儒、法、道三家截然不同。
> > > 在某些方面，它类似道家。其中心思想是提升自我以求完美。它与道家一样，都不关注人际关系。好像它也不追求和谐。但和谐思想在佛教世界观的发展中也很重要。宇宙的每个单一部分的成长都依赖于其它部分，因为它们全都是紧密交织的的。为达到完美境界，人和其所处的宇宙必须融合。如果宇宙不和谐，这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没有和谐就不会有提升。
> > > 带着对和谐的颂扬，佛教试图避免一切争端。用佛教的话就是“出家人与世无争。”
> > > 儒家关于诉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