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第 4 号
现发布《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局长 李长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供应港澳活牛检验检疫工作，确保供港澳活牛的健康与港澳市民食用安全,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传播，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和对港澳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供港活牛的检疫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国内地从事供港澳活牛育肥、中转、运输、贸易的企业均应遵守本办法。
供港澳活牛应检疫病是指：狂犬病、口蹄疫、炭疽、结核病、布氏杆菌病及其它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第四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管理供港澳活牛的检验检疫工作。
国家检验检疫局设在各地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各自辖区内供港澳活牛育肥场和中转仓的注册、监督管理和疫情监测，负责供港澳活牛的启运地检验检疫和出证管理。
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供港澳活牛出境前的监督检查和临床检疫；负责供港澳活牛在出境口岸滞留站或转入中转仓的检疫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育肥场、中转仓的注册管理
第五条 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须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注册。注册以育肥场、中转仓为单位，实行一场（仓）一证制度。
只有经注册的育肥场饲养的活牛方可供应港澳地区；只有经注册的中转仓方可用于供港澳活牛的中转存放。
申请注册的育肥场须符合下列条件：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在过去6个月内育肥场及其周围10公里范围内未发生过口蹄疫，场内未发生过炭疽、结核病和布氏杆菌病；
育肥场设计存栏数量及实际存栏量均不得少于200头；
符合《供港澳活牛育肥场动物卫生防疫要求》（见附件1）。
第七条 申请注册的中转仓须符合下列条件：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不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者，由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中转仓过去21天内未发生过一类传染病；
中转仓设计存栏数量不得少于20头；
符合《供港澳活牛中转仓动物卫生防疫要求》（见附件2）。
第八条 申请注册的育肥场、中转仓应填写《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检验检疫注册申请表》（见附件3），一式三份，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育肥场、中转仓平面图和照片（包括场、仓区大门口，场、仓区全貌，进/出场隔离检疫舍外景，牛舍外景，牛舍内景，更衣消毒室、兽医室、病畜隔离舍、死畜处理设施、粪便处理设施等）；
（三）育肥场、中转仓的动物卫生防疫制度、饲养管理制度。
第九条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条件对申请注册的育肥场、中转仓进行考核。合格者，予以注册，并颁发《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检验检疫注册证》（见附件4）。
注册证自颁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
第十条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活牛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实施年审制度。
对逾期不申请年审或年审不合格且在限期内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吊销其注册证。
第十一条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连续2年未供应港澳活牛的，检验检疫机构应注销其注册资格，吊销其注册证。
第十二条 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如迁址或发生企业名称、企业所有权、企业法人变更时应及时向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重新注册或变更手续。
第三章 动物疫病控制与预防
第十三条 进入注册育肥场的活牛须来自非疫区的健康群，并附有产地县级以上动物防疫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进场前，认可兽医须逐头实施临床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进场隔离检疫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注销其注册资格。
第十四条 进入隔离检疫区的牛,由认可兽医隔离观察7至10天。对无动物传染病临床症状并经驱除体内外寄生虫、加施耳牌后，方可转入育肥区饲养。认可兽医对进入育肥区的牛要逐头填写供港澳活牛健康卡（见附件5），逐头建立牛只档案。
第十五条 耳牌应加施在每头牛的左耳上。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负责耳牌的监制；注册育肥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耳牌发放与使用监督管理；注册育肥场认可兽医负责耳牌的保管与加施，并把耳牌使用情况填入《供港澳活牛检疫耳牌使用情况登记表》（见附件6）。
耳牌规格为3cm×6cm，上面印有耳牌流水号（均为全国统一号）。耳牌上空白部分由检验检疫机构在发放耳牌时用专用笔标上注册育肥场注册编号。育肥场注册编号加耳牌流水号即为每头牛的编号。
第十六条 育肥牛在育肥场中至少饲养60天（从进场隔离检疫合格之日至进入出场隔离检疫区之日），出场前隔离检疫7天，经隔离检疫合格方可供应港澳。
第十七条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须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做好日常防疫消毒工作。要定期清扫、消毒栏舍、饲槽、运动场，开展灭鼠、灭蝇蚊和灭吸血昆虫工作，做好废弃物和废水的无害化处理。不得在生产区内宰杀病残死牛。进出育肥场、中转仓的人员和车辆须严格消毒。
第十八条 注册育肥场须按规定做好动物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并做好记录，包括免疫接种日期、疫苗种类、免疫方式、剂量、负责接种人姓名等。
第十九条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应建立疫情申报制度。发现一般传染病应及时报告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发现可疑一类传染病或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动物疾病，应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并于24小时内报告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和地方政府兽医防疫机构。
注册育肥场发生一类传染病的，应停止向港澳供应活牛，在最后一头病牛扑杀6个月后，经严格消毒处理，方可重新恢复其向港澳供应活牛。注册中转仓发生一类传染病的，在中转仓内的所有牛只禁止供应港澳，在清除所有牛只、彻底消毒21天后，经再次严格消毒，方可重新用于中转活牛。
第二十条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须严格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饲喂或存放任何明文规定禁用的抗菌素、催眠镇静药、驱虫药、兴奋剂、激素类等药物。对国家允许使用的药物，要遵守国家有关药物停用期的规定。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须将使用的药物名称、种类、使用时间、剂量、给药方式等填入监管手册。
第二十一条 经检验检疫机构培训、考核、认可的兽医负责注册育肥场、中转仓的日常动物卫生防疫工作，协助检验检疫机构做好注册育肥场、中转仓的检验检疫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注册育肥场、中转仓使用的饲料应符合国家检验检疫局有关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的规定。对使用的饲料要详细记录来源、产地和主要成分。
第二十三条 供港澳活牛必须使用专用车辆（船舶）进行运输，检验检疫机构或其认可兽医对供港澳活牛批批进行监装，装运前由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认可兽医监督车辆消毒工作。
第二十四条 供港澳活牛应以注册育肥场为单位装车（船），不同育肥场的牛不得用同一车辆（船舶）运输。运输途中不得与其它动物接触，不得卸离运输工具，并须使用来自本场的饲料饲草。
第二十五条 供港澳活牛由启运地到出境口岸运输途中，需由经检验检疫机构培训考核合格的押运员押运。铁路运输的押运员还须持有外经贸部门颁发的押运员证书。
押运员须做好供港澳活牛运输途中的饲养管理和防疫消毒工作，不得串车，不得沿途出售或随意抛弃病、残、死牛及饲料、粪便、垫料等物，并做好押运记录。
供港澳活牛抵达出境口岸后，押运员须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提交押运记录，押运途中所带物品和用具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熏蒸消毒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进入中转仓的牛必须来自供港澳活牛注册育肥场，保持原注册育肥场的检疫耳牌，并须附有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物卫生证书》。
装运供港澳活牛的回空火车、汽车、船舶在入境时由货主或承运人负责清理粪便、杂物，洗刷干净，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消毒处理并加施消毒合格标志。
出口企业不得从非注册育肥场收购供港澳活牛，不得使用非注册中转仓转运供港澳活牛。
违反前款规定的，各检验检疫机构均不得再接受其报检，并依法对其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出口企业应将供港澳活牛的计划、配额与供港澳活牛出口运输途中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启运地和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第四章 检验检疫
第三十条 出口企业在供港澳活牛出场前7-10天向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提供供港澳活牛的耳牌号和活牛所处育肥场隔离检疫栏舍号。
受理报检后，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到注册育肥场逐头核对牛的数量、耳牌号等，对供港澳活牛实施临床检查，必要时实施实验室检验。
第三十一条 经检验检疫合格的供港澳活牛由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证书有效期，广东省内为3天，长江以南其他地区为6天，长江以北地区为7-15天。
第三十二条 供港澳活牛运抵出境口岸时，出口企业或其代理人须于当日持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物卫生证书》正本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如需卸入出境口岸中转仓的，须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经现场检疫合格方可卸入中转仓。来自不同的注册育肥场的活牛须分群栓养。来自不同省、市、区的活牛不得同仓饲养。
第三十三条 受理报检后，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在《动物卫生证书》有效期内抵达出境口岸、不变更运输工具出境的，经审核证单、核对耳牌号并实施临床检查合格后，在《动物卫生证书》上加签实际出口数量，出具《出境货物通关单》准予出境。
在《动物卫生证书》有效期内抵达出境口岸、变更运输工具出境的，经审核证单、核对耳牌号并实施临床检查合格后，重新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并附原证书复印件，出具《出境货物通关单》准予出境。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或无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物卫生证书》或超过《动物卫生证书》有效期的、无检疫耳牌的，或伪造、变造检疫证单、耳牌的，不准出境。
第三十四条 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如发现供港澳活牛有重大疫情，应立即上报国家检验检疫局，并向当地地方政府兽医防疫机构通报，同时通知相关检验检疫机构。
第三十五条 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每月5日前应将上月各省、市、自治区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数据和检疫中发现的有关疾病、证单、装载、运输等存在的问题书面通知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活牛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实施检验检疫监督，定期检查供港澳活牛的收购、用药、免疫、消毒、饲料使用和疾病发生情况。监督检查结果分别填入《供港澳活牛育肥场监管手册》（见附件7）和《供港澳活牛中转仓监管手册》（见附件8）。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应按要求如实填写监管手册，并接受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活牛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实施疫情监测，并指导免疫接种和传染病防治。
第三十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情况可定期或不定期对注册育肥场、中转仓动物药物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采集所需样品作药物残留检测。
第三十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注册育肥场、中转仓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取样检测饲料中病原微生物、农药、兽药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
附则
第四十条 “供港澳活牛育肥场”是指将架子牛育肥成符合港澳市场质量要求的活牛的饲养场。
“供港澳活牛中转仓”是指专门用于将供港澳活牛从注册育肥场输往港澳途中暂时存放的场所，包括在启运地的中转仓和在出境口岸的中转仓。
第四十一条 每一注册育肥场、中转仓使用一个注册编号，编号格式为XXFYYY或XXTYYY。其中XX为汉语拼音字母，代表注册育肥场、中转仓所在地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汉语拼音缩写（见附件9）；F表示育肥场，T表示中转仓，YYY是流水号。
按照上述规定，深圳、珠海、宁波、厦门检验检疫局辖区的注册育肥场、中转仓的编号格式分别特别规定为GDFSYY、GDTSYY；GDFZYY、GDTZYY； ZJFNYY、ZJTNYY；FJFXYY、FJTXYY，YY为流水号。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
1、供港澳活牛育肥场动物卫生防疫要求
2、供港澳活牛中转仓动物卫生防疫要求
3、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检验检疫注册申请表
4、供港澳活牛育肥场、中转仓检验检疫注册证
5、供港澳活牛健康卡
6、供港澳活牛检疫耳牌使用情况登记表
7、供港澳活牛注册育肥场检验检疫监管手册
8、供港澳活牛中转仓检验检疫监管手册
9、各省市自治区汉语拼音缩写表
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
——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占善刚
摘要：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的客观及公正，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法定的证据方法为对象，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此即证据法定的要求或意义所在。与此相应，其民诉立法乃依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确立了不同的证据类型。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贯彻了证据法定的要求，但关于法定证据类型的确立并不科学，突出表现为误将勘验笔录与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亟待修正。
关键词：证据法定；法定证据类型；勘验笔录；视听资料；证据调查
在采行辩论主义运作方式之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除公知的事实、法院职务上应当知晓的事实、当事人之间不争执的事实外，皆须以证据调查结果作为基础这[1]。为保障事实认定结果之客观、公正及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原则上必须以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为其范围，并遵循法定程序为之。非法定的证据方法仅在自由证明之场合方可采用，此即证据法定之意义所在。在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中，每种证据方法皆不同于其他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方式，此亦乃法定证据类型确立之正当性基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虽然明确规定了7种证据形式从而明示了证据法定之意旨，但在证据类型之确立上并不科学，亟待完善。
一、证据法定之意义
解决私权争执之民事诉讼程序，就要证事实之认定而言，不外乎追求事实之真实发现。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之公正及保障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不仅规定了可以供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之证据方法的种类，且就每种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程序作了严密之规定。尽管受诉法院对于不同的法定证据方法采取不同的证据调查方式，譬如，对于证人之调查乃采命证人出庭接受法官讯问并陈述证言之方式，而对于文书之调查乃采命持有文书之当事人或第三人将其提交于法院以供法官阅览之方式。但法官对任一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均须恪守以下两个方面的共通原则：其一，直接原则，即证据调查应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为之，仅在特殊情况下，方可交由受命法官与受托法官完成。其二，当事人公开原则，即法官进行证据调查时，当事人有在场之权利[2]。
（一）证据调查应贯彻直接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所谓证据调查乃指法院从证据方法中获取证据原因的诉讼行为，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构成了裁判事实的重要基础[3]，对诉讼的走向及诉讼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诉法殆皆强调对法定的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原则上须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于公开法庭行之。盖由参与判决作成之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因法官于证据调查时在场，故能依直接体验获得“新鲜”之判决资料，对于证据之价值及证据调查之结果能作出最好的评价，进而对事实之真相，可得明确之认识，从而有利于真实之发现。{1}245{208}{3}226{4}256德国《民诉法》第355条第1款即明确宣示了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该条规定，证据调查，由受诉法院为之。只有在本法有规定时，才能将证据调查委托给受诉法院的成员或委托给其他法院[4]。日本民诉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虽没有正面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日本《民诉法》第185条第1款“法院于认为相当时，能在法院外行证据调查。此种场合，可以命令合议庭之成员或嘱托地方法院及简易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290条“法院认为适当时，得嘱托他法院指定法官调查证据”之规定的反面可以推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直接原则[5]。
我国现行民诉法虽亦没有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者出示证件”及第118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之规定中可以反面推认，我国现行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6]。
（二）证据调查应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
因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攸关当事人的利益，故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对当事人公开，也即当事人于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时应有在场之权利。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在场不仅可以参与证据调查，如依规定向到庭之证人发问，且能主张关于证据的利益。为保障当事人之在场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殆皆规定，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合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到场[7]。在解释上，法院若未遵守法律规定传唤当事人到场，除未到场之当事人不及时行使责问权而使得该证据调查程序之瑕疵得以补正外[8]，法院不得以所实施的证据调查之结果作为判决基础，否则判决即属违法，且可构成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不过，于证据调查期日传唤当事人到场乃从程序保障角度所作之设计，给予当事人在场参与证据调查的机会即为已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若已受合法传唤，却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应视为当事人放弃其权利，法院仍能进行证据调查。法院于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形下仍可进行证据调查也能避免证人、鉴定人等因当事人不出庭而遭受空跑一趟之不利益且可防止诉讼迟延。就此而言，也有其正当性[9]。依德国《民诉法》第367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若能释明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乃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所致，可以申请法院于言词辩论结束前追行证据调查。除此以外，当事人若能释明因其未参与证据调查不致于延滞诉讼时，也可申请法院追行或补充证据调查。日本民诉法上虽并无类似规定，但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德国民诉法的上述规定在解释论上于其本国民事诉讼的实践不无参考价值。{5}151笔者认为，德国法的上述规定对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二、法定证据的类型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法定证据的调查要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的在场权，不过，具体到每一法定的证据方法而言，法院对其所为之证据调查在方式上并不相同，此亦乃法定证据确立之依据所在。
（一）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证据的种类（法定证据之类型）这种立法技术不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一般乃就每种法定证据以节或目的形式分别予以规范。譬如，德国关于证据方法之规范规定在其《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章“州法院诉讼程序”中。其中，第六节规定了“勘验”，第七节规定了“人证”，第八节规定了“鉴定”，第九节规定了“书证”，第十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日本《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诉讼程序”第三章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节规定了“证人询问”，第三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第四节规定了“鉴定”，第五节规定了“书证”，第六节规定了“勘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第一章“通常诉讼程序”第三节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目规定了“人证”，第三目规定了“鉴定”，第四目规定了“书证”，第五目规定了“勘验”，第五目之一规定了“当事人讯问”（乃2000年其“民诉法”修订时新增，故以第五目之一标之）。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范形式可以看出，其对每种法定证据规范之序次虽各不相同，但均规定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当事人讯问等五种法定证据类型。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规定的五种证据类型，并非以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之层面予以表征[10]，而是以证据调查形式之语义指称之。其中，人证乃以证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之证言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鉴定乃以鉴定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关于专门事项的判断意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书证乃以文书为证据方法，以文书的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勘验乃以勘验标的物为证据方法，以法官所直接感知的关于勘验标的物之性质与外在状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当事人讯问乃以当事人本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案件事实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诉立法之所以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及当事人讯问定为法定的独立证据类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此5种证据在证据调查的具体方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异，每一证据皆不能代替或包容他种证据之故。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证据调查均须经由法官的五官作用进行事实上的判断，如在勘验之场合，法官乃基于自己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人或物的物理上之状态；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之场合，法官须聆听证人、鉴定人、当事人的陈述；在书证之场合，法官须阅览文书之内容。前者涉及法官听觉之作用，后者涉及法官视觉之作用。但勘验乃以法官对被调查对象的性质、形状的直接认识为内容，与以文书之记载及人的陈述所涉之思想内容为调查对象的书证与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等均不相同。因而，法官以文书为调查对象时，若以其笔迹、纸质为检查对象乃为勘验，非为书证；法官以人为证据调查对象时，不以其陈述的内容，而以其容颜、声音等身体特征作为检查的对象时亦为勘验，非为人证。因为书证乃以法官经由阅览文书，获知其所记载之内容为特质；证人讯问之本质在于证人经由受诉法院之讯问陈述其所感知的发生于过去的具体事实；鉴定的意义在于，拥有特别学识经验的鉴定人向法官陈述相关专门知识或基于该专门知识所作之事实判断，以补充法官判断能力之不足；而当事人讯问作为证据调查方式，是指当事人本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经由法院之讯问而陈述其见闻、经历之事实，并以所陈述之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由此可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每种法定证据类型均有区别于其他法定证据类型之本质特征，其民诉立法正是以此为基石，针对每种法定证据类型规定了不同的证据调查程序。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例不同，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了法定的证据类型。依该条的内容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共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及勘验笔录等7种法定证据类型。从形式上考察，现行《民诉法》第63条所规定的7种证据并非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其中，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乃是证据方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则为证据资料，而勘验笔录从性质上讲，既非证据方法，亦非证据资料，仅乃记载勘验结果之文书。从范围上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人证、鉴定、书证、当事人讯问等法定证据类型亦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类型，分别称为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当事人的陈述，二者虽然用语或规范的视角不同，但内涵或意义并无本质差异。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勘验这一法定证据类型，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则作为物证与勘验笔录这两种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其中，物证指可移转占有之物，而勘验笔录则指记载法官关于不能移转占有之物或现场的调查结果之文书。此外，我国民诉法将视听资料确定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此亦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无。
三、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每一法定证据的调查要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而法定证据确立的基准在于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循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将勘验笔录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不符合证据法定之要求，而将视听资料确立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亦欠缺正当性，因为视听资料作为新种证据在证据调查方式上并无独立于书证或物证之特质。
（一）将勘验笔录列为法定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直接原则
一如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勘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亦为实定法上的用语。但与前者乃将勘验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或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不同的是，现行民诉法上的勘验仅指勘验人调查不能移转占有或者无法由当事人提交于法院的物证及现场（《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前段），勘验本身亦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勘验还是我国现行法上的勘验，其均指勘验人依自己之五官作用感知事物之物理上的性质或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事实判断的一种认知活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从其对象上看，为一切可由法官基于五官作用感知的以人或物的形式存在的证据方法；只要不以文义或思想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皆为勘验之对象，为人为物在所不问。而依我国现行《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者现场”与《民诉法》第63条“证据有以下几种：……（二）物证……”及第68条“物证应当提交原物”之规定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作为勘验对象的仅乃不能移转占有的物证或现场，故能由当事人提示于法院的物则以物证称之，并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予以规范，而非勘验的对象。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物证与勘验在本质上实指称同一证据，仅语义不同而已。勘验之文义乃在证据调查方式这一层面上使用，其强调的是法官基于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调查对象。而物证则是证据调查对象这一层面上使用，其乃指勘验标的物本身，二者实乃同一证据之一体两面。此外，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作为证据调查方式乃由法官亲自实施，仅在不能或不便接近勘验标的物时才使用勘验辅助人具体实施勘验活动并听取勘验辅助人关于事实判断之报告。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勘验的主体乃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勘验人，这乃是从《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员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之规定中所得出的结论。依《民诉法》第45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及第125条第2款“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之规定可以进一步推论，勘验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似乃组成合议庭的审判人员或独任审判员以外的法院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组织法》(2006年10月31日修正）第三章（“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关于法院工作人员设置的规定来看，属于人民法院工作的人员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第33条）；书记员（第34条）；执行员（第40条第1款）；法医（第40条第2款）；司法警察（第40条第3款），其中并无独立的专司勘验工作的勘验人之设置。显而易见的是，若作纯粹形式逻辑上的推演，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勘验人应指参与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以外的审判人员、法医、司法警察，但从职责上看，无论是法医还是司法警察均非勘验人选，故勘验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由没有参与该需要勘验的案件之审理的审判人员担任。《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之规定似可佐证上述论断之成立（即勘验实乃调查的一种形式或方法）。
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作为直接感知证据方法的一种证据调查方式，勘验本可由庭审法院直接（或经由勘验辅助人之协助）实施，为何偏要迂回地让受诉法院的庭审法官以外的其他法官实施？因为如此安排的结果将导致，庭审法官不能直接形成关于勘验标的物之认识及其事实判断，而仅能经由阅览勘验人制作（《民诉法》第73条第3款规定：“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勘验笔录[11]，进行证据调查（《民诉法》第124条规定“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宣读勘验笔录”）。这显然有违证据调查中的直接原则，使得庭审法官不能获得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之“新鲜”印象而影响其心证之形成。笔者认为，物证、无论其以何种形式体现，殆皆以其外在的物理状态或性质为证据资料，法院获知该证据资料时，皆采取以五官作用于该物直接感知之方式。无论其是否能被移转占有，也无论其是否能被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法院调查证据之方式均不会因此而改变，仅调查之场所不同而已（一为在物之现场，一为在法庭）。准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将对物之证据调查区分为物证与勘验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予以规范，不仅不具有立法技术上的意义反而徒增繁杂，易滋弊病。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将勘验作为真正的独立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将勘验对象扩大适用于所有的物证。当然，如此一来，物证便仅为勘验标的物，勘验笔录亦仅为勘验结果的固定与保存方式而不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