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的通知
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的通知
教体艺〔2003〕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48号文件）精神，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将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全面展开。为做好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国防和军队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后备兵员，进一步规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研究各地学生军训工作开展现状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新的形势和要求，制定了《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规划》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和学校实际，切实做好《规划》的贯彻实施工作，确保学生军训工作目标任务落实。
2003年—2005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发展规划
新世纪之初，我国学生军训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新的形势对学生军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工作，是学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客观要求，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后备兵员的重要措施，意义重大而深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48号）精神，推动全国学生军训工作的开展，结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的实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目的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办发[2001]48号文件为依据，按照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围绕国家人才培养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组织开展学生军训工作。
通过开展学生军训工作，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树立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作风，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合格的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好基础。
二、目标任务
目前，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225所，年招生人数268万余人；高级中学（含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下同）28696所，年招生人数891万余人。按照国办发[2001]48号文件的要求，到2005年全国所有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都要开展学生军训。2003年前，全国已在300余所高等学校、7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66万余人、217万余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要在此基础上统筹安排，稳步推进，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学生军训工作。具体实施步骤：
2003年，全国计划在6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14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131万余人、434万余人。
2004年，全国计划在9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21000余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年参训学生分别为197万余人、651万余人。
2005年，全国基本实现所有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即凡有条件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都要开展学生军训。
为促进本规划的落实，在“十五”期间，国家将对各地开展学生军训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进行重点抽查验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军训全部开展之后，国家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生军训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学生军训工作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军事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素质高的军事教师队伍，是保证学生军训质量的根本措施。为确保学生军训工作顺利进行，逐步提高军事课教学质量，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建立一支自配军事教师与军队派遣军官相结合、专职军事教师与兼职军事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要把加强军事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认真选好、配好军事教师。
1．派遣军官的选配要严格执行编制，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派遣军官是军事课教学骨干，应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较强的理论教学和施训能力，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军人形象。派遣军官的管理，由派出单位按照在职军官的管理办法进行，享有在职军官的各项待遇；在组织学生军训期间，由派出单位和高等学校共同管理,享受高等学校教师的有关待遇。
2．普通高等学校专职军事教师的配备，要根据军事训练的特点和军事课教学工作量，按照公共课程教师配备有关规定，选拔德才兼备、热爱军事课教学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优秀人才担任。选配军事教师，要注重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普通高等学校要根据学生军训工作的发展需要，制订军事教师培养计划，力争在开展学生军训三年内基本解决军事教师不足的问题。
3．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师培养，要利用现有相关专业招收国防教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或举办在职攻读国防教育方向的硕士学位班，培养高层次军事教师；同时，要充分依靠军队院校的专业优势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军事教师。三年内具有硕士学位的军事教师比例要达到军事教师总人数的20%以上。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军事教师比例达到军事教师总人数的50%。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有计划的对军事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和短期轮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军事课教学水平和任教能力。
4．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师职称评聘，要纳入高校教师正常的管理渠道，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要根据军事课的课程发展需要，评聘一定比例的正高级、副高级职称的军事教师，力争在2005年前使具有高级职称的军事教师达到相应的比例。要培养出一批高校军事课教学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支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专业特色，能够发挥示范作用的军事课教师骨干队伍。
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军事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给予足够的关注。专职军事教师在职务评聘、工资、住房、奖励等方面，应享有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同等待遇。
6．高级中学军事教师主要采取兼职与聘任相结合的方法解决。学校要选择热爱国防教育工作的老师兼任军事教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要有组织地对高级中学军事教师进行军事理论知识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学生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同时，要充分利用军民共建、请部队派人员帮训等形式，充实和加强军事课的教学力量。
四、课程建设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是学生的必修课，要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高级中学学生军训要统一纳入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要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和学时数实施教学。要大力推进军事课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军事课教学的新规律、新特点，力争从教学内容和形式上适应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身心特点，适应素质教育的新要求。军事理论课教学，要在按大纲施教的基础上，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和完善教学内容，增强理论教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要积极采取现代技术改进教学手段，拓宽军事理论教育途径，增强教学效果。军事技能教学，要针对学生身体素质和专业特点，合理制定教学计划，科学规范军事训练科目和标准。学生军训要逐步在考核形式、验收标准、成绩确定等方面建立规范化的制度，做到统一管理、统一要求、统一检查评估，以增强军事课教学的严肃性。
要加强军事理论课学术研究，充分发挥广大军事课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引导并鼓励军事课教师多渠道自筹经费，申报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的科研课题。要及时对教师的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有效地提高军事教师的研究能力和科研素质。国家每两年举办一次军事理论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也应定期举办科学研究活动，推动军事课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要结合军事课程的特点开展国际交流。国际交流包括参观考察、学术研讨等，可采取官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进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都应积极建立交流渠道。同时要注重充分发挥国际互联网的作用，获取国外学校军事理论课程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学习借鉴各国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教学的先进经验。
军事课教学是一个全新的课程，要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要按照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与二十一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国防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高等学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体系。要加大军事课的改革力度，使军事课教学内容和形式更具有时代特征。军事课教学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五、经费与训练保障
学生军训经费是学校实施军事课教学的重要保障。中央部委属学校学生军训经费由国家财政纳入学校主管部门预算管理，实行综合定额拨款；地方所属学校学生军训经费，由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军训工作的实际予以安排。学生军训属于国家行为，学生军训经费主要由政府来负担。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军事课教学的特殊性，加大经费投入，确保军事课教学的正常开展。
学生军训所需训练枪支，由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在民兵武器装备中调整解决。训练枪支配发学校前，由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进行技术处理，使其不具备实弹射击的条件。军事训练枪支的配备，按照枪支与参训人数1：15至1：20的比例安排。实弹射击用枪，由学校提出使用计划，报省军区安排解决，用后由学校进行擦拭保养并及时交回。实弹射击用弹，按学生军训大纲规定的弹药使用标准，由省军区从民兵训练弹药中无偿拨给。普通高等学校应建有牢固可靠的训练枪库（室）和完善的安全设施，配备专职看管人员。已建有训练枪库（室）的普通高等学校，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配套。为学校配备的训练枪支，由学校武装部负责保管，或由当地军分区（人武部）代管。未设武装部的学校确定一个部门负责。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所需帮训战士，由学校提出计划报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统一协调，归口管理。应急作战部队一般不担负学生军训任务。部队抽调人员帮训，要选拔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过硬，作风纪律优良，有组织实施训练能力的战士。派出前，派出单位要组织教学法集训，明确任务，统一动作，提出具体要求。
学生军训基地是学生军训深入开展的重要条件。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学生军训基地和完善县（市、区）民兵训练基地，使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技能训练逐步向基地化方向发展。大中城市应争取在2005年前，建立2个以上的较大型的学生军训基地。县（市、区）民兵训练基地，要为学生军训提供方便，每年接受部分学校的学生驻训。学生军训基地和民兵训练基地，承担学生军训任务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六、组织实施与要求
学生军训是国家法律赋予地方和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项新的内容。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学生军训的重要性，把学生军训工作做为加强国防建设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军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学校要从大局出发，认真调查研究，科学制订计划，严密组织实施，定期分析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抓好学生军训各项工作的落实，把学生军训做为一项利国、强军的大事抓紧抓好。要切实担当起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高素质后备兵员的重任。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要建立健全学生军训工作机构和工作联系制度，做到分工明确，配合密切，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把学生军训工作搞好。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一名校领导负责学生军训工作，切实加强武装部和军事教研室的建设。要把学生军训工作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确保人员、内容、时间、质量的落实。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要加强对学生军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加大检查和评估力度。各地在2003年年底前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学生军训教学评估标准》和《高级中学学生军训评估标准》，定期对学校进行检查验收。要及时总结经验，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措施，并抓好落实，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本规划的贯彻实施，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项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实现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各项任务而努力，开创学生军训工作的新局面。
贩卖毒品的既未遂探讨
作者:冯明超
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谈自已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毒品犯罪既、未遂形态度正确判断不仅关乎微观点定罪量刑正确否， 而且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价值能否实现、刑事法治的状态能否造就得根本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刑法》第20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实践中处理较不一致。
第一种主张转移说。认为贩卖以毒品是否卖出成交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第二种主张契约说。认为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契约的达成为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交货或付款，在所不问。第三种主张实际行为说。认为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未遂则比较复杂,通常有几种情况：A、贩毒者贩卖毒品未到手就被查获；B、对盗窃、拾捡、受赠等以买进以外的手段获得的毒品着手实施卖毒行为但尚未卖出就被查获；C、误假为真予以贩卖的。第四种主张进入交易说，认为毒品是否进入交易是既、未遂的区分标准，至于是否已实际成交，是否获利，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外，还有人主张出手及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他人卖出所有的毒品即可构成既遂；为了贩卖而先行买进毒品，只要将毒品买到手和实际已控制该毒品，即为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买卖毒品的过程中被现场抓获均构成既遂。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二，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一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交易未完成，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具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现代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通常实行“双轨制”。对于绝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其证据规则，在这些案件的侦查中是不允许使用“警察圈套”的。但是针对一些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犯罪、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许多国家都允许采取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例如使用窃听、诱惑侦查等密侦手段，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不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考虑。
诱惑侦查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学界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为。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许多国家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态度。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已具备犯意，或已作手实施犯罪。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学界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考虑到目前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极为猖獗，必须严厉打击，应允许其使用。实践中还有一种“数量引诱犯罪”。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特情出于某种目的促成犯罪嫌疑人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轻、减轻处罚）。由于我国对诱惑侦查没有立法，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笔者认为，运用特情侦查，我国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普遍存在滥用诱惑侦查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没有制约，侦查机关随意使用；有的严重违背打击、防止犯罪的立法目。纯属“制造犯罪”，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和怀疑，例如XX市公安机关为了抓获毒贩，公安人员两次将少量毒品先卖给贩毒，待第三次交易数量超过死刑标准时将其抓获，公安机关的行为已不是诱惑犯罪的问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的审判也缺乏具体的标准，量刑普遍过重。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诱惑侦查是否适度要进行审查度。
第二，是否存在诱惑侦查要审查。通过审查被告人历次贩卖毒品的数是，是否是由于侦查人员以高价索要或低价售出大量毒品，被告人在利益驱动下才贩卖大量的毒品。并结合侦查机关的“破案经过”材料暴露出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诱惑侦查。当然“破案经过”材料中一般不会提及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侦查机关通过电话监听得知被告人可能在进行毒品犯罪，或通过指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诱惑侦查对其进行引诱，提出贩卖毒品的意向，后将其抓获。因此，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在侦破过程中除使用技侦手段外，是否还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必要时要与侦查机关沟通。对查清有“犯意引诱”的，应减轻处罚。存在“数量引诱”的，应从轻、减轻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引诱，都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按上述两类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犯罪引诱与犯罪既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无任何联系，犯罪引诱是一种单独的量刑情节，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
作者: 冯明超律师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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