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徐卓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8 19:57:49 浏览: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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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1年6月22日，在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的见证下，原告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在被告上海瑟昱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购买了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2011年9月8日，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号：（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商品；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在《新民晚报》中缝以外版面上刊登声明，公开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若干元；原告放弃本案的其余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无其他争议。
2012年3月22日，原告又向法院起诉被告，其主要证据是2011年3月16日原告代理人在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公证员陪同下，在被告经营场所购买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所形成的公证书。被告则抗辩称其侵权行为已在（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一案中得到处理，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法院应驳回起诉。
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法院依法送达缴纳诉讼费用通知后，原告明确表示不再预交案件受理费。2012年4月18日，法院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评析]
本案虽然在立案并经调解之后，由于原告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而按撤诉处理，但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仍有其实践价值。实际上本案原告在撤诉之后，又寻找了新的连结点以相同的证据材料于2012年4月20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后又以被告规模较小并已同意不再侵权为由于同年7月5日撤诉。本案具有明显试探法院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如何适用的意图，法院若判断失误，极易导致原告方获取超出实际损失的不当利益。法院对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应相当谨慎，既要避免过于严格而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又要避免失之过宽而使当事人获取不当利益。
我国民诉法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综合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可以认为我国法律实际上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没有明确标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目标是节约司法资源、避免矛盾判决，关键在于判断何为“一事”。笔者结合案例，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案件同一性判断的关键要素
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和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起诉状记明事项，案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原告、被告、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据此，要判断两个案件是否为同一个案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当事人是否相同。一般而言，只有在原告、被告均相同的情况下（当然，诉讼地位可能发生转换），两个案件才有可能是同一的。二是诉讼请求是否相同。如果诉讼请求不同，则很可能是原告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而提起的另一诉讼。三是案件事实是否相同。基于同一事实提出的诉讼，有可能是不同的诉讼，但基于不同事实提出的诉讼，则不是同一案件。四是诉讼理由是否相同。笔者认为，这里的理由就是请求权基础，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实，但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提起不同的诉讼，司法实践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案由不同。五是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相同。有的时候，基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民事诉讼，又可发生刑事或行政诉讼，在诉讼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不认为是同一案件。在本文所提及的三个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相同，案件也均是商标侵权民事纠纷，难点在于判断是否基于同一案件事实以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
2.同一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3月16日所公证的被告侵权行为事实，在前一案件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6月22日所作的公证，这就导致后一案件的侵权事实早于前一案件的侵权事实。原告认为这两个事实是不同事实，并已为公证所固定，被告则认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所有侵权赔偿事宜已调解解决。笔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两份公证书所固定的事实并不相同（所购涉嫌侵权的服装不同），但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常态是，权利人以公证方式固定单一侵权事实，并据此请求赔偿，而法院最终往往因为原告无法举出实际损失或被告侵权获利证据而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酌定赔偿数额，实际上该赔偿数额并非针对此单一侵权事实而给予之赔偿。况且在前一案件的调解协议中，双方已经明确没有其他争议，特别是原告在已掌握2011年3月16日被告侵权证据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此时可以理解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侵权行为追责问题双方已经协商解决，后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已经包含了前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两个案件事实可以认定为同一事实。
3.相同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24cm×12.5cm）。而在前一案件中，原告的诉请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字面上看，两案诉请在消除影响声明的刊登面积上是不同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原告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赔偿数额要求。这些不同之处是否足以认定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呢？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诉讼请求的种类是否相同，在种类相同而具体要求不同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是不同的诉讼请求，因为综合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性质等因素来看，这种区别尚不构成区分此诉和彼诉的主导性因素，以此来区分，也难以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追求。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虽裁定按撤诉处理，但即使在原告继续诉讼的情形下，也应驳回起诉。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年6月22日，在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的见证下，原告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在被告上海瑟昱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购买了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2011年9月8日，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号：（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商品；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在《新民晚报》中缝以外版面上刊登声明，公开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若干元；原告放弃本案的其余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无其他争议。
2012年3月22日，原告又向法院起诉被告，其主要证据是2011年3月16日原告代理人在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公证员陪同下，在被告经营场所购买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所形成的公证书。被告则抗辩称其侵权行为已在（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一案中得到处理，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法院应驳回起诉。
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法院依法送达缴纳诉讼费用通知后，原告明确表示不再预交案件受理费。2012年4月18日，法院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评析]
本案虽然在立案并经调解之后，由于原告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而按撤诉处理，但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仍有其实践价值。实际上本案原告在撤诉之后，又寻找了新的连结点以相同的证据材料于2012年4月20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后又以被告规模较小并已同意不再侵权为由于同年7月5日撤诉。本案具有明显试探法院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如何适用的意图，法院若判断失误，极易导致原告方获取超出实际损失的不当利益。法院对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应相当谨慎，既要避免过于严格而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又要避免失之过宽而使当事人获取不当利益。
我国民诉法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综合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可以认为我国法律实际上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没有明确标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目标是节约司法资源、避免矛盾判决，关键在于判断何为“一事”。笔者结合案例，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案件同一性判断的关键要素
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和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起诉状记明事项，案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原告、被告、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据此，要判断两个案件是否为同一个案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当事人是否相同。一般而言，只有在原告、被告均相同的情况下（当然，诉讼地位可能发生转换），两个案件才有可能是同一的。二是诉讼请求是否相同。如果诉讼请求不同，则很可能是原告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而提起的另一诉讼。三是案件事实是否相同。基于同一事实提出的诉讼，有可能是不同的诉讼，但基于不同事实提出的诉讼，则不是同一案件。四是诉讼理由是否相同。笔者认为，这里的理由就是请求权基础，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实，但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提起不同的诉讼，司法实践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案由不同。五是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相同。有的时候，基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民事诉讼，又可发生刑事或行政诉讼，在诉讼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不认为是同一案件。在本文所提及的三个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相同，案件也均是商标侵权民事纠纷，难点在于判断是否基于同一案件事实以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
2.同一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3月16日所公证的被告侵权行为事实，在前一案件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6月22日所作的公证，这就导致后一案件的侵权事实早于前一案件的侵权事实。原告认为这两个事实是不同事实，并已为公证所固定，被告则认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所有侵权赔偿事宜已调解解决。笔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两份公证书所固定的事实并不相同（所购涉嫌侵权的服装不同），但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常态是，权利人以公证方式固定单一侵权事实，并据此请求赔偿，而法院最终往往因为原告无法举出实际损失或被告侵权获利证据而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酌定赔偿数额，实际上该赔偿数额并非针对此单一侵权事实而给予之赔偿。况且在前一案件的调解协议中，双方已经明确没有其他争议，特别是原告在已掌握2011年3月16日被告侵权证据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此时可以理解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侵权行为追责问题双方已经协商解决，后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已经包含了前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两个案件事实可以认定为同一事实。
3.相同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24cm×12.5cm）。而在前一案件中，原告的诉请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字面上看，两案诉请在消除影响声明的刊登面积上是不同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原告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赔偿数额要求。这些不同之处是否足以认定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呢？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诉讼请求的种类是否相同，在种类相同而具体要求不同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是不同的诉讼请求，因为综合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性质等因素来看，这种区别尚不构成区分此诉和彼诉的主导性因素，以此来区分，也难以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追求。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虽裁定按撤诉处理，但即使在原告继续诉讼的情形下，也应驳回起诉。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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